红鼻子
红鼻子是生产队长，姓季，人们当着面都叫他季队长。小时候我这样叫着他的时候，总感觉“季队长”就是他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觉得那是他的职务。但是私下，人们都叫他红鼻子。红鼻子这个外号人们在私下叫着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敬畏感的。不是畏惧叫了他的外号，而是这个外号有着传奇色彩。红鼻子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很大很浑厚，有种天然的威慑力，但是他却不是很爱说话，看起来有点严肃。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心里便有些忐忑，双眼死死地盯着他，两只脚便不自觉地往斜边移动。他总是爱突然伸出手，把我们的小脸捏一把，说声“调皮将”。我们盯着他那像红萝卜一样的鼻子，笑一笑就跑开，其实心里并不怕他。他的鼻子大概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酒糟鼻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像在脸上戳了一个新鲜红萝卜。那红鼻子红而且大，鼻子上总冒着一些小疮，泛着油油的亮光。
大人们都只有在背后叫他红鼻子，而我有一次竟然当面叫了他红鼻子。读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二块七角钱的学费家里也常常不能交齐，一般都要减免一块钱。要减免学费就得写减免条，减免条必须要盖上生产队和大队的公章。我和哥哥在一天早晨去找他盖公章，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看到季队长要叫“表叔公”，不要叫红鼻子哈。我说，我晓得。我们来到他的家门口，我正准备开口叫“季表叔公”，可是脑子突然短路，竟然大声地叫成了“红鼻子”。一叫出口我就感觉麻烦了，心里一急竟然突然语塞。哥哥猛然就给了我一拳头，那一拳正擂在我的鼻子上，鼻血一下就冒出来了。我不敢哭，知道自己闯了祸。这时候，红鼻子正从里屋出来，听到了我的叫喊吃了一惊，看到了哥哥擂我一拳，突然抢了出来，把我哥哥掀开，吼道：你打他干啥嘛？手还这么重，看鼻血都出来了。哥哥支吾着说，他乱喊人！红鼻子突然蹲下来，边用巴掌给我揩鼻血边说，谁说他乱喊人，我的鼻子本来就是红的，我就是个红鼻子嘛！接着进屋找来棉花给我塞住鼻孔，还从屋子里抓了一把花生装进我衣兜里去。盖了章出来，哥哥竟然说，下次我也敢喊他红鼻子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简直有点无赖相。
说起红鼻子的传奇，那是发生在他才十多岁的时候。红鼻子的父亲是个生意客，很早以前就开始跑云南，据说干的是贩卖鸦片的买卖。在红鼻子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了云南教他做生意。所以，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见识大世面了。有一年，他父亲在蒙自做生意栽了，债主带着一帮刀客来追债，红鼻子的父亲没法，就私下与对方讲定，把儿子送给对方抵债，然后就悄悄溜掉了。红鼻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就成了别人家的小伙计。当他知道是他父亲抛弃了他的时候，他既没吵也没哭，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而，他的内心别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在寻找逃跑的机会了。他逃跑了两次，两次都被主人抓了回去。第一次，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才好；刚爬起来的第二天，他又寻着机会逃跑，又被抓住，结果被主人按在板凳上，用一大把点燃的香熏烤脊背，烤得脊背嗞嗞地冒油，疼得他昏死了过去。后来，主人看这个家伙实在是喂不家，就把他卖给了一个保长去充了壮丁。那时正是国民党远征军远征缅甸的时候，他就成了远征军的一员。
冬天，他随着部队到了腾冲。一路都有人开小差，红鼻子看在眼里，也在心里不停地打主意，找机会。凡是开小差的，大多会被骑马的宪兵追回来，追回来之后，都会被打得死去活来，红鼻子知道不能贸然行事。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寻到一个机会，部队在一个村子吃晚饭，晚饭是米饭，但是米饭里掺了很多谷子，士兵们不能吃得太快，而红鼻子却狼吞虎咽地很快干掉了两碗，趁别人不注意，假装解手悄悄溜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树林，当觉得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就扯伸脚杆亡命地飞跑起来。跑了几里路，突然听到了后面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他知道追兵来了，情急之下，他跳下了路边的一个粪坑，抓了一把粪草顶在头上。他泡在又冷又臭的粪坑里，看见无数的马脚从他的头顶急速地驰过，吓得魂飞魄散，但是他很机灵，他一直等到那些马脚再次从他的头顶往回跑去，直到声音彻底消失才颤抖着从粪坑里爬起来，摸黑跌跌撞撞地进到了一家农舍。农舍主人是一个孤老头，好心的老人让他洗了身子换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就说如果有人来问，就称是他的儿子。所幸那些追兵并没有再来搜查，而红鼻子却病倒了。老人殷勤地照顾他，半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老人知道他回家心切，就没有挽留他，送了他些干粮打发他上路。红鼻子的回乡之路并不顺利，从腾冲回到老家，他竟然一路讨口卖力，走了两年多时间。他以为回家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且从此就杳无音讯。
后来人们看到他的鼻子总是鲜红的样子，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他只说那是被粪水呛了的，用了好多药也医不好。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人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红鼻子的外号就这样被叫开了。红鼻子是见过大世面闯过大风浪的人，队上的人们都很敬服他，总想听他讲一讲那些惊险的故事。可是，他似乎不是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偶尔从他的口中听到过杜聿明、戴安澜这样的名字，关于他的那一段惊险往事也是人们听了很多年之后才拼凑完整的。文革时期，听说那些是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的人大多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可是红鼻子却逃过了这一劫。有一次，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跑进灶房抓了一把菜刀，在门口一站，大声地说：“老子是国民党的逃兵，当逃兵就是反对国民党，凭啥子批斗我？”兴冲冲而来的那些人竟扫兴而归，从此再没有人来招惹他。
红鼻子有四个儿子，而四个儿子都参了军。这在我们老家一带几乎是绝无仅有，而且他也并没有托什么关系。我听外公说，那是红鼻子他们家的祖坟占“武运”。我不知道迷信中有没有“武运”一说，但是我是非常相信的，不然，别人家的子弟为什么常常拼着老命也参不了军呢？四个儿子在部队都混得不错，转业之后都在县城工作，并且都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于是红鼻子在生产队更是受人羡慕而尊敬，他当队长，大家都愿意听他的指挥。他也让他在县农业局当领导的大儿子为生产队做了不少的好事，比如提供一些种子之类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种过叫生地（制了之后叫做熟地）和荆芥的药，就是他儿子拿来的种子，听说生产队还卖了不少的钱；还在荒坡上种过一种叫紫穗槐的灌木，那种子也是他的大儿子从县林业局拿来的，这些都让邻近的生产队很是羡慕。
队上的人家，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家庭之间闹矛盾，只要红鼻子出面，没有谁不听他的。即使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只要红鼻子一出面，双方就会自动休战。他的劝人话并不多，大家却总愿意接受。即使不能心服起码也会口服。这大概与他的人生阅历，沉稳性格，家庭地位都有关系。他常常爱说：“争啥子嘛争？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涯不满升。”大概他也真的是相信“命”的，相信他所遭受的磨难和他正享受着的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
相信命运的红鼻子的晚年的确活得平静而幸福。他当队长一直当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那时他都将六十多岁了，他与老伴就到县城生活去了。只是他每年都会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回到乡下来住。现在都八十多岁的红鼻子，还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他说城里人太挤，房子太高，接不到地气，还是乡坝头舒服些。他这话，很多乡下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他确实活得很自在。
[ 本帖最后由 秦时明月 于 2009-1-9 22: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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