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防治，也是防治社会病态

羑河纪事二八三瘟疫防治，也是防治社会病态文生现在疫情多点散发，各地强化精准管控。虽然多个躺平的发达国家认为，在普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新冠肺炎已经和一般的流感差不多，前提是打了疫苗。我们认为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还需要严防死守，现实中，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有打疫苗，有的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观念不接种，还存在不可预料的危险因素。怕的就是带菌的无病症者，历史上欧洲那些无病症带菌者把病毒带给美、非、澳原住民，成为导致原民濒临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历史上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但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不多。史书上只是短短的几句“是年大疫，死者众多。”诗、词、散文同样只能简单的表述一下。长篇小说还没有以个人心路历程为主体。在西方，文学作品与瘟疫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老文年轻时，读过若干内容涉及瘟情的外国小说，还购买过，如《十日谈》，内容现在还有点印象。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描述了黑死病导致昔日繁华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十室九空。瘟情中人们，或躲在家里与世隔绝，或纵情欢乐和为所欲为，或逃离城市到乡下躲避瘟情。小说讲述了10名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而逃难到乡下，他们相约每天每人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计一百个故事。《十日谈》取材十分广泛，从奇闻逸事到街头巷尾谈论的故事，人物上到王公贵族，下至三教九流，表现了对丑恶的鞭达，对生活的热爱，特别是对爱情的追求。在瘟疫灾难面前，人们感到命运不可预见，上帝也靠不上，唯一可做的便是活在当下，尽情的享受并极力创造现世的美好。爱情就是人间美好的东西。在薄伽丘看来，生命终将逝去，瘟疫也许永不会消失，但唯有文学可以在残酷的死亡面前昂首挺胸，延续、保护和捍卫人类的生命。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座法国城市，那里的人们都在拼命地追逐金钱，疫情打乱了城市按部就班的节奏。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而又积极的人物：始终在救治病人的里厄医生，以及众多在疫病中罹难的救护人物形象，也有趁机发国难财的商人们。 随着疫情愈演愈烈，城市被封锁了，人们也经历了从不以为意到紧张不安的过程，有人死亡、有人离别、有人出逃……，病患家属对医生和救护团队的不配合，甚至辱骂医生没有心肝……。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灾难面前的表现都是相似的。疫情结束后，听到街上的欢呼声，里厄大夫却满心忧虑“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鼠疫》通过鼠疫期间的隔离与囚禁带来的病痛与离别的双重痛苦，影射“第三帝国”和法西斯专制统治，以及那个吞噬众多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加缪认为，世界虽然是荒诞的，但是并不绝望。因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是多于值得蔑视的东西。”《鼠疫》在表现瘟情的同时，也表现了人们精神上的和形而上学层面的瘟疫。下面是老文据介绍作的摘要。英国作家笛福以《鲁滨逊漂流记》著名，他的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瘟疫年纪事》，描写了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 自从伦敦开埠以来，它似乎就与疾病和瘟疫共生共存。早期的伦敦城，规划混乱，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是细菌和病毒滋生的“培养皿”。 笛福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伦敦城是如何遭受“高烧和伤寒”的“撕裂”。人们“完全陷入绝望”，开始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摆脱周遭痛苦，克服内心的恐惧。一些伦敦市民“返投迷信”，被先知、解梦者、算命人、占星师、江湖郎中甚至巫师吓得“魂飞魄散”，骗得倾家荡产。他们病急乱投医，购买“护身符”，冲到街上忏悔，做出各种后世之人视为疯狂而荒谬的举动，折射出藏匿于人性深处的懦弱。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创作于1827年，讲述的却是1628年—1630年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隆巴迪地区。两个青年农民小情侣的婚礼受到恶霸的再三阻挠只得流浪，足迹所到之处，是西班牙侵略者的蹂躏、意大利贵族之间的战争、小人物卑微而凄苦的人生、以及疫情大劫难中各色人等的表现，将那个时期的境况描摹得淋漓尽致，隐含着对民族解放的渴望。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用寓言的形式叙述瘟疫把人性逼入绝境，撕开了文明的外衣，揭示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以此来警示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一场无缘由以失明为特征的瘟疫蔓延开来。国家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将感染者集体隔离。但政府并没有派人照顾这些失明者，而是让他们自我放逐。隔离区的恐惧侵蚀了人性的道德，欲望吞噬了人类的理性，在失去尊严的黑暗中，被抛弃的人们回归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猜疑、争夺、欺凌、杀戮，恍如人间炼狱。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这些丑陋之处，并非仅仅会出现在失明后的世界，它们始终存在，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又与失明何异？小说中有一句话：“世界中充满了活着的盲人。”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猩红疫》，展现了疫情蔓延状态下人类社会和文明走向末世的图景。瘟疫导致了家人间的猜忌隔阂、邻里乡民间的火并以及人类社会模式和文明进程的颠覆性改变。真正威胁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并不是瘟疫，而是人类自己。提到疫情中的爱情，我们会想到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作品通过三位主人公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拉美社会的变迁。马尔克斯讲述的是一个沉浸在沸沸扬扬的气氛当中的爱情故事。在他的笔下，爱情就像一场瘟疫。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疫病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影射了人类的某种“病态”生存方式，成为一种隐喻和寓言式的故事。二十世纪文学与瘟疫主题间关系还有另外两个特点。一、对瘟疫的关注更加多元。二、对瘟疫主题的诠释更加丰富。人们在为现代化成就自豪的同时，也在为疫情所困扰。几十年来，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非典，直到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都成为我们的梦魇。疫情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还让人们看到了观念的对立、政客的嘴脸，政党的纷争，国家的病态，国际的无奈……在我国，长篇小说能深入描述人性时，已到了民国。清末伍连德对东北鼠疫进行全民防治，也就确定了中国文学反映防控瘟情的主题，毕竟文学来源于现实。1910年末，中国东北肺鼠疫大流行，而立之年的伍连德，和他的团队用时仅4个月，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战胜了鼠疫。科学认识瘟情。传统观点认为鼠疫是通过老鼠及其身上寄生的跳蚤传播的，伍连德为了准确认识鼠疫来源，冲破各种社会阻力，与助手共同解剖疫殁者尸体进行病理观察，发现患者的病原体是“鼠疫杆菌”，可以通过呼吸道和飞沫实现人传人，于是将这次鼠疫命名为“肺鼠疫”。只有认识科学，才能更好地制定防疫的计划并展开实施。阻止病毒扩散。为控制鼠疫蔓延，伍连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安排军队、防疫警察将疫区和外界隔断；呼吁疫区民众不要聚集；征用学校、教堂、剧院等场所作为临时医院，并将一些火车车厢改成隔离医院，将病例、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分别隔离起来。改变传统习俗。东北大鼠疫于严冬暴发，带病菌的数千具尸体无法深埋地下，为鼠疫病菌的继续传播提供了可能性。伍连德为此提出焚毁尸体的建议。经当时的政府批准，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坟场进行大规模的焚烧病尸。严格消毒灭菌。疫情期间，防疫人员使用专门的消毒器具对医院、患者住屋院落、个人物品及周围环境进行严格消毒。推广伍式口罩。伍连德设计出一种加厚口罩，该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被人们广泛接受，被称之为“伍氏口罩”。佩戴口罩有效阻止了肺鼠疫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推广现代医学，召开鼠疫研究会。伍连德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出席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性鼠疫会议。伍连德防治鼠疫的实践，为后来的防治瘟疫树立了样板。印度在瘟情开始时，征用铁路车箱作为治疗方仓，原来产权在伍连德那里。  新中国成立后，对疫情的防控更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教员有送瘟神诗二首，是老文他们上学时必学的诗，现在还能背诵个八九不离十：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因此，我们对抗瘟的描述，离不开政府作用，不写就是脱离现实，在这个前提下，写各个方面的人们在疫情中种种心态，包括官场上官员的心态……  中国人对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习以为常，而西方国家的人觉着政府在里面起作用就是专制。疫情防控是公共事情，政府在里面起多大作用？国家能不能限制人们的自由？这在中国，不成问题。当年东北人认可焚尸，今朝全国人连续两年就地过年，都是对观念巨大挑战，但中国人在特殊下接受了。但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政府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可以的挑战所谓人身自由的观念，并且认为政府和地方并没有责任采取防控措施。所以，美国政府认为防控不防控瘟情是地方的事，但对疫情来说，地方各行其是，等于没有措施，等于放任。只是瘟疫的蔓延迫使西方政府不得出面采取措施，可是一些人为了所谓自由举行聚会，采取打砸抢烧表达对政府管控措施的不满，而政府出于政治正确，居然也屈从于这些人的压力，放松了管控；而支持政府行为的人，也出于政治正确，不能公开表达对政府的支持。这样，很多国家的瘟情反反复复，很魔幻的，这同样也是种瘟疫。目前西方的文学作品，大约还是只能用荒诞的手法反映当下的瘟情，怜惜瘟情中的逝者。而我们对自己文学作品的评价，还是以洋人的评价为荣，明里暗里要反专制，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是这样的。老文想，如果说，经典是反映个人在瘟情中对生命的感悟，那么新冠肺炎的现实，让人们反思哲学、社会、国家对于生命的态度。瘟疫防治，也是防治社会病态。  羑河纪事系列均为原创202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