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至，远在千里寄相思。 过去，清明节前后，马路旁、河道边的地上会出现人们画的众多大大小小的圆圈，中间堆的是燃尽的纸灰，埋藏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游子和一些老人无法回到故里，便以这种方式进行祭奠。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和理念转变，人们现在更多通过献花和网上进行祭奠，表达的方式更加文明环保，但表达的情感始终没变。 作为一名游子，每当到了这个时节，每当见到这种场景，我都不免会再次勾起无限的回忆和深深的思念，想起离去的亲人，特别是从小拉扯我长大的祖母。 我的祖母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人，一生勤劳朴实、勤俭持家，经历了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历经过的艰辛，艰难地把五个子女养育成人、工作结婚，日子慢慢变好。在她五十六岁那年，得了长孙，也就是我。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我是在祖母一口水一口饭的悉心喂养下长大的，所以跟祖母的感情格外深。在街坊邻居看来，就仿佛我不是她的孙子，而是老来得的“老儿子”一样，视若掌中宝。 八十年代的农村，虽然人们不再为衣食而忧，但物质绝对还说不上富足。祖母一生节俭，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唯独对我，倾尽所有，没有什么是不舍得的。在家里有我之前，她甚至没见过香蕉，后来因为给我买她才知道了香蕉长啥样。 那个年代，交通工具不像现在便捷，加上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人们很少外出。在祖母身边长大，从小一直没离开过她，直到去县城上高中。临开学时，奶奶说到了县城不像在农村，大小伙子要穿得好看体面一些。于是有一天，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让我载着她到集市上特意给我买了一个装行李的大书包和一件白色带黑格子的短袖t恤。为了方便与家里联系，还专门安装了一部座机电话。从此，这部电话和这个书包就成为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高中那会儿，每个星期天下午有半天假，但绝大多数住宿的学生都不回家，而我却很少不回，因为我知道奶奶盼着我呢。每次我都在早上提前收拾好书包，带到教室里边，中午下课铃一响，拎起书包就奔向车站。其实，急匆匆赶回家，也只能在家里呆上三个小时就又要坐班车回学校上晚自习。即便如此，却风雨无阻。每次临走时，奶奶都会在我书包里装满各种吃的，恨不得把家里一周攒的所有好吃的都给我塞进去。 在偶尔不能回的时候，就在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用IC卡打个电话，让奶奶听听自己声音。不过后来，奶奶耳朵慢慢聋了，打电话也听不清了，只有大声喊才能勉强听个“音儿”。 高中几年里，我拎着这个书包不停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早已数不清记不起有多少回，回来时拎着回来，离开时拎着出发。慢慢的，奶奶只要一看我收拾书包，就会紧张和忧伤，就问我是不是要走了。 上了大学以后，书包换成了皮箱。容积变大了，每次离家时间也更长了。孩子出息了，她无比欣喜和自豪。可想到孤身一人奔赴几千里之外，她又舍不得让我走，但她知道我不得不走，内心充满矛盾与无奈。每次临行时，她都会在门口目送我直到再看不见背影，满眼忧伤。我深知她的担心和忧虑，因为这时她年纪更大了，身体也差了许多，我一走就是半年，她怕等不到我下一次回来她就走了。 在学校时，我基本至少一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只是这时，她的耳朵更聋了，在她耳边大声喊都听不见几个字，更何况是在电话里了。但依然经常性打电话，她说虽然她听不见我说话，但让我听一下她的声音也好。 等后面我工作后，奶奶的身体更差了，腿脚不能下地走路了，特别是精神状态不好，记忆力减退，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有时认人都认不好。这时，我回家的次数更少时间更短了。有时回家，她会把我认成我爸爸。但每次只要我一碰皮箱，她还是立马就问“这就要走啊？” 每次临走时，她就眼巴巴看着我拎起箱包。我内心特别不是滋味，也不知道说什么，每次都是贴在她耳边使尽全身力气大喊相同的一句话“奶奶，我走了哈，下回放假再回来”。其实很多时候她根本就一个字也听不见，只是希望她通过嘴型或者一些动作场景能看明白一些，而且连我也自己不知道下次放假会是什么时候。我一咬牙迈了门槛出了门，她无法下炕只能坐在炕上透过窗户看着我一直远去。我想回头多看她一眼，想把眼前这一幕定格成一张胶片印在脑海里，可又不敢回头，不忍去面对那张沧桑伤心的脸庞。这时，我内心总是祈祷与奢望，希望下次回来时一切依旧。 然而，愿望总是美好和理想的，谁也逃不出生老病死生命规律，她终归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甚至连她的葬礼我都没赶上。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珍惜，直到永远失去才觉得痛惜，后悔当初回家太少，后悔没能让她看着自己结婚生子。然逝者已远去，唯有珍惜当下，把深深的思念埋藏心底，化作一种心灵的寄托。 直到现在，每当我瞥见放在屋子角落里落着灰尘的皮箱，往事便仍会不由浮上心头。在这个细雨纷纷的清明，我多想和远在天堂的奶奶再通一次电话，听听她的声音，问一声：您在那里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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