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学界的抗疫纪实：凡人小事和人间大爱

“这就是一场战争。3月之前的‘战场’在武汉。但现在的主战场在上海、在北京。……我们这样几个月‘宅’惯了的人，再到国际机场看一眼，你一定会吓得心惊肉跳：这哪是机场，简直就是‘120’救护现场！有多少身穿防护服的战斗队员？有多少辆医用急救车？还有多少等待在那里的医生？总之，到处都有恐怖的‘白色’。上海的机场，眼下确实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疫情‘前哨’——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前哨。”

——何建明《“战争”风云》

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上海广大作家秉持为人民创作的初心使命，深入一线采访，记录下了那些临难不苟的逆行者、八方驰援的爱心人士、坚守本职岗位的基层工作者。

在沪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何建明率先创作了反映上海抗疫的一系列纪实作品，反映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上海经验和上海精神，上海作家们也采写创作了三十多篇纪实作品，聚焦发生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感人事迹，反映凡人小事和人间大爱。

4月10日，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上海抗疫纪实文学创作研讨会。会上，何建明交流了上海题材抗疫纪实文学创作经验并发布了报告文学集《第一时间》。青年作家、《“战地”日记》作者许丽莉也畅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

抗疫纪实文学中的群像

“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生活就把每个人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何建明说，“疫情”时期是个特殊的生活时段，虽然它可能是生命中一段很短暂的时光，但它是却能透视每个作家内心的光明与黑暗、自私与无私、道德与良知、参与与逃避，甚至还是考量一个人是否可以真正成为“作家”的一面镜子。“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留在上海长达80多天时间，写了各类作品20多万字，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具体的、更感性和理性的了解与认识。”

关于对“战时”上海的创作，何建明谈了自己的几点体会。既然是战“疫”，就必须用军事学的目光去关注和审视“战略”与“战术”问题。也就是说，书写要有“格局”，要有“战争”和“战役”的全局思维和“硝烟味道”。要关注决策层的战略意图，传统的“好人好事”和“黄继光”“董存瑞”式的英雄，自然少不了。但当人人参与战争时，战场的“格局”与发展趋势，才是根本的和最重要的关键点，它也应该是文学艺术的核心关注点。要想把“格局”和战争的发展过程写好，就要处理好“面”与“点”的关系。“面”是作品的“舞台”、“格局”、“高度”、“深刻性”；“点”则是这种舞台、格局、高度和深刻性的“料”、“灯火”或者是“血肉”。没有“点”，“面”将无法支撑；没有“面”，“点”将无从安落。

写“战时”的上海，归根到底还是写上海这座城，城市书写，要有对“城”的特性和概念的深刻理解。往常书写城市，关注的是它的美丽与色彩、情感与小资、时尚与未来；然而书写疫情中或特殊时期的城市，就要洞察它每时每刻瞬间变化着的那些惊心动魄和催人泪下的、甚至是惊恐吓呆的“表情”，因为此时的“城市表情”，是最生动、最丰富、最立体也是最真实和最深刻的表情，它是城市内在的质的呈现。抓住了这种“表情”，也就等于抓住了“城”的精神与灵魂，以及它的本质问题。

“敏锐观察”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外溢；“迅速出击”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态度。报告文学作家、纪实文学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在内，都需要这种“战时状态”。“文学要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将疫情期间的‘上海经验’‘上海方案’传播发扬开来，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将欧洲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传播和发扬到整个世界一样，使之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永恒的经典——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我已经意识到或者正在参与朝这个方向的某种努力。我想上海作家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何建明说。

在何建明的创作中，王彤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上海市疾控中心综合处处长，王彤既是何建明的采访对象，又是其他采访对象的推荐、组织者。这些对象包括收治上海首个新冠病例的医院院长、新冠定点医院领导、上海首支赴武汉医疗队领队、设立发热门诊的医院、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等。

在上海卫生系统历年的工作中，王彤经历过非典、H1N1、H7N9防控和汶川地震、东南亚海啸救灾，这次在市防控新冠肺炎指挥部已连续工作7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