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误解才逐渐澄清，此书的中文译本终于多了起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74年在香港由美国学者乔志高译注的《大亨小传》。1982年，周敦仁注释《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版本的译名是《灯绿梦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巫宁坤翻译《菲茨杰拉德小说选》，收入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同年，范岳译的《大人物盖茨比》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姚乃强、刘峰等人的译本也先后问世，小说的译名逐渐统一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乔志高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注意到小说对美国社会危机的映射，认为小说表面上是爱情故事，实则是一场幻灭的美国梦。《大亨小传》简介就写道：“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穷小子（盖茨比），一心追求纸醉金迷的‘美国之梦’，到头来却陷入悲剧而不可自拔，遭到上流社会的冷落排挤。”从此，分析小说与美国梦的关联成为国内《了不起的盖茨比》研究的主要方向，各种角度层出不穷。而最早切入此角度的文章可追溯到1985年，李习俭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文章《“美国梦”的幻灭——评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指出盖茨比的悲剧是美国社会青年对美国梦求而不得的一个缩影。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学者陈媛媛、陈鼎斌认为：盖茨比的梦想和理想的美国梦存在区别，盖茨比的梦想并非真正的美国梦，而是变质了的美国梦。
台湾作家张大春对盖茨比与美国梦的探讨别具一格。他在《重读乔志高译<大亨小传>》里援引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名言——“怎样的生活，这问题本身就是个道德观念。”认为菲茨杰拉德有一种爱上悲剧的冲动，“费兹杰罗决计不会忘掉自己的悲剧——设若没有这种‘爱上自己的悲剧’的偏执，费兹杰罗可能永远不能进入美国梦的核心，并揭露这个梦在‘道德问题’上既华丽、又荒芜，既热切、又枯槁的底蕴。”[费兹杰罗即菲茨杰拉德，下文同。]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作家本人直抵美国梦核心的尝试，盖茨比是一战后崛起的新版美国梦的载体，是伴随工业奇迹、城市新兴阶级崛起、社会新思潮而产生的新式青年代表，张大春认为：这个形象之所以伟大，在于“这个兼具流氓与英雄气质的主人翁短暂的一生都紧紧拥抱着一个追求上进的童騃之梦，而当这个梦一旦落实在生活里面，竟转而寄托于另一个梦境（一份纯属自我投射的爱情向往）为了维护所爱（尽管不值）而身家尽失，却也在所不惜。换言之：对于梦想的热切追逐（即便那是伧俗无比的名利权势或虚幻无比的爱忿情痴）并无道德上的瑕疵，真正为阿诺德式的道德命题——‘怎样生活？’”
改革开放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翻译热掀起了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对他的看法从“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美国梦的批判者”拓宽到更多维度。其中，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等人于1978年编撰的《美国文学简史》是开山之作，他简要地介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书中，董衡巽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林以亮同意董衡巽的看法，并认为“《伟大的盖茨比》之被谈论、被赞美、次数之频不逊于二十世纪任何一本美国小说”。从此，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走出阶级斗争文学观，国内学界对这部小说的看法逐渐与世界接轨。
仿佛野草被火苗点燃了，学者研究这部小说的热情高涨了起来。仅仅1980年代，就有《美国现代小说家论》《美国文学选读》《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创作》《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艺术》等著作或论文谈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对这部小说给出很高评价。从1979到1989，短短十年，国内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看法实现逆转。
九十年代后，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有增无减，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有近60篇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论文，它们分别从美国梦、浪漫主义、社会变革、宗教思想、阶层斗争、消费文化、象征隐喻、创作技巧等角度谈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吴建国于2002年出版的《菲茨杰拉德研究》为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国内研究真正进入成熟。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作品，收录了作者过去20年的研究成果，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有较深涉及。这本书共八章，涉及菲茨杰拉德的方方面面，其中第四章解读菲茨杰拉德五大小说里，从社会反映、作者思想、小说技巧、文本隐喻等角度阐释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吴建国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观点的一个总概括。吴建国注意到康拉德对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以及小说独到的叙事手法和尼克这个人物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菲茨杰拉德研究》未能从宗教、种族、女性主义、浪漫主义传统等角度深挖《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没有结合对小说的负面批评，细究批评的分歧“来源何处”，在深度上还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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