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的香椿树街,走向世界
很多作家一生的创作都在写一个地方,比如乔伊斯笔下都柏林,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等等。苏童作品中有一样特别的素材,叫香椿树街。在相当多的文学片段中,苏童都会把这条街作为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起来构成童年时期在苏州的生活。
“每个作家跟每个人都一样,他一生真正拥有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甚至一片屋顶。”苏童说,“‘大’是一个遥远且模糊的东西,而你从小生长的那个村子、那条街道,往往它就是文学,就是故事,就是通向世界的那唯一的一条康庄大道。”
苏童执着地认为:“把香椿树街经营好了,就是把我的文学世界经营好,我的世界也就完美地展开了。所以,我认为香椿树街对于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一个角落,或者一扇窗口,拥有这个,我就足够了。”
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黄雀记》里也少不了香椿树街这个“地标性建筑”。其中的保润、柳生,他们的形象让读者想到苏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写的香椿树街的那些少年。苏童认可这种说法,他们的人生一直随着中国历史社会的进展而成长,从少年变成青年甚至是中年。年轻人的成长更多地是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叙事符号,而小说里的保润爷爷就是街道的灵魂,不死的灵魂。
男性作家,没有理由写不好女性
苏童小说代表作《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自问世以来,畅销海内外,不断再版。众所周知的是,《妻妾成群》出版后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巩俐主演,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
聊天中,苏童也说起当时的趣事。26岁那年,苏童发表《妻妾成群》,他说,被当时的一种观点“刺激”到,苏童连人物都写不好,故事都不会说,怎么会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呢?所以,在《妻妾成群》里,苏童用细腻的手法写故事。作品发表后,苏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当时他就住在新街口一个小破阁楼里。“经常有朋友到新街口新华书店去买书,口渴了就到我家敲门喝杯水。有一次有位女读者找来说,你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不如我家的故事精彩。她想跟我合作,但我拒绝了,我不太想用别人的故事。”1992年张艺谋电影火了,还有新加坡商人找上门来,“找我联合开发电影里姨太太锤脚那个木头锤子,我当时非常震惊。”
苏童还被冠以“最会写女性的男作家”,大家认为他擅长刻画女性,甚至能写出女声内心的“小九九”。苏童有点“抗拒”,“其实我写男性也挺好的”。他认为自己只有四个中篇小说是认真写女性的,其中有三部被拍成了电影。“但是我有几百万字的作品,我相信是电影把我带到沟里去了,也把很多读者带到沟里去了。”
苏童认为,一个作家写不好女性形象大概来自一种刻板印象,“很多作家很少写,并不是他不能写,而是他觉得没必要。他认为一个男性作家把男人写好就行了,女性形象就随便。我觉得这应受到批判,一个男性作家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性别形象,不能有偏颇地去差异化对待。我从来不觉得男性作家有理由写不好女性形象,反而是必须要写好的。”
写好女性形象跟苏童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我们家的组成是我、妈妈、爸爸,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我的家庭里,我、爸爸和哥哥都不重要,我妈妈和我两个姐姐重要。”此外,舅舅家要男孩,一直没生到,生了三个女儿。“对他们来说当然女孩更重要。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从小就看见女孩子们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很近。”这也自然而然跟写作产生关联。“她们当时就应该是那么想的,然后我就会这么写,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奥的东西。不过,我自己没觉得写这个有多么细腻逼真,有很多资深读者跟我说,写得真像那么回事,每次都是受宠若惊,其实我也是蒙的。”
此后三十多年来,苏童一直以充沛、稳健的创作姿态活跃于文坛,先后创作100多万字的作品,国内外获奖无数,并且不断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去年,他还推出散文集《活着,不着急》。在他看来,“一个真正厉害的作家,要搭建一座桥,搭在读者的心里。生活当中很多被遮蔽的现实,在召唤你,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级的作家能够营造的现实。”
来源:扬子晚报 ·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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