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立场先行，又不忽略性别问题，我想到一种比较好的说法，是德国的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说的。黑格尔将人类的认知区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即感性—知性—理性。“感性”是经验化的、身体性的。每个作家的创作过程中，感性充沛与否是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只有感性是不够的，是停留在个人化经验和视野的阶段。“知性”是对感性的有意识的分析和梳理，直接表现为概念性的理论。而“理性”是更高的综合，既具有感性的充沛性又超越其局限性，既具有知性的自觉性又超越其概念化，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1950到1970年代的作家喜欢谈“典型”，所谓“熟悉的陌生人”“这一个”，但过于强调其理念性，常常没有达到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这样的高度。
把黑格尔的三个阶段挪用来讨论作家的性别观，可以这样理解：“感性”是每个作家基于个人视野的经验，当然包含着性别经验。个人经验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有“知性”的阶段，对经验进行理论化的认知和探讨，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在这个阶段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女性主义理论和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知性。但仅仅依据知性去创作，就免不了概念化、宣言化的局限。需要将这种知性认知和感性经验反复磨合，从中提升出具有“理性”高度的“具体的普遍性”或“具体的总体性”。这时的人物与故事，既是可感的、丰富的、复杂的，同时也能够超越未经自觉反省的局限，而达到一种既含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又不局限于单一性别视野的高度。这也是一个作家的涵养问题，他（她）的视野有多宽、思想有多广、对人性的理解有多丰厚，都能由此体现出来。这时，作家能体认到女性人物因其性别身份带来的局限和不公正，也能对自己作为男性的有限性保持自觉。“悲悯”情怀不是抽象的。一个男人的命运和一个女人的命运，固然影响因素千差万别，但一定有性别身份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对女性遭受的性别限制保持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但也不将这一点刻意化，我认为是一个作家能达到的高境界。
当然这样的解释也不新，其实这是二十世纪作家反复碰到的问题。谈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在谈这样的问题。作家在处理他或她的性别立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时候，我期待的是第三个层次，既有基于个人经验的对性别关系的复杂体验，同时也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反思，但又能同时超越这两者，讲的是很具体的故事，但那个故事里包含有无穷多的复杂性和解读的可能性。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性别观的“自觉意识”。说得严重一点，可以说需要一场观念上的性别革命。谈论性别观的问题，不是要将男尊女卑的观念颠倒过来，让女人来反对男人，而是对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制度中内涵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有自觉的意识和讨论。这种“不平等”不只是针对女人的，同样也束缚男人。不过不能因此就说“男人也不容易”而把问题取消，而是需要更深入更自觉地探讨“公正”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可能性。在许多人的感觉中，“女性主义”其实不是一个好词，会带出很多负面的想象，比如反对男人厌恶男人的女人、离婚的女人、男人婆之类的，不是什么好形象。这种理解带有妖魔化的色彩，我想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理解得比较宽泛一些。所有那些承认在性别关系上，女性相应地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些承认这一点并愿意加以改变、追求更和谐未来的人，都可以叫作“女性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观念上的自觉是同时针对男人和女人的，而性别公正的可能性也需要女人和男人的共同努力。缺少这种普遍的自觉意识，我们很难期待在性别平等这个问题上能走多远。
来源：《天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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