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别问题，我们的文学创作最喜欢谈的就是“爱情”。但是不能总是说两个人谈恋爱或某种性关系，性别问题更要关注女人的一生和更深入宽阔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特别是她在婚姻家庭中的遭遇。批判理论把婚姻和家庭称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因为正是在家庭里、在婚姻关系中，一个小人儿才被培育为一个小男人或小女人，一个人才被区分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而这种培育和区分绝不能说是自然的，也不能说是公正的。总之我觉得要把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要看到更多的跟性别身份相关联的问题。这样，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作家总是说“先是人，然后是男人女人”之类的话。当你在文学创作中想象和叙述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面孔总是具体的，你总不可能写一个不男不女的人。你写一个人物，他（她）一定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或一个对刻板性别形象发起挑战的人。作家把这个人物设想成男人还是设想成女人，这是很不一样的，你如何叙述他们或她们就包含了你对性别问题的基本理解，无论你自觉或不自觉。而一个作家在这方面有自觉意识的时候，他在创作中的表现和他没有自觉意识时肯定是不一样的。
文学创作与性别立场
这就关联到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回到文学的问题上，是文学创作和性别立场的关系。大部分男作家（也包括女作家）都不愿意强调性别问题和性别立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认为这干预了真正具有公正性和文学深度的创作，所以他们反复说“作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的丰满问题”等。作家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性别的立场还是政治的立场，我觉得这是能理解的。如果一部作品仅仅是一种立场宣言，那肯定不是高层次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反对立场先行，我是同意的。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很多人的逻辑是，既然反对性别立场先行，所以就不愿意谈性别问题。这是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你不能因为反对立场先行，就否认性别问题的存在。有一些问卷回答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作家，我们不要把立场放在创作的前面，接着就很自然化地谈起性的问题，是男的性和女的性的问题，而不是性别的问题。
这也算是当代文学四十多年的一个“老问题”了。因为反复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细致一些。首先，我们反对立场先行，无论我是女性主义或者怎么样，立场太明确的作品，它可能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但可能不会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像林白和陈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立场是很明确的，有很强的控诉愿望，特别突出女性的受伤害感。我最早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很年轻，也很被它们打动。但现在重读，会觉得那些作品过于强调女性的“受害”意识，有一种很浓的自恋和自怜的情调，在文学叙事上的突破和探讨也不非常多。因此，相对而言，我现在更愿意去读林白最近的《北去来辞》。一部作品总是很复杂，性别问题本身也很复杂，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复杂性。立场是所有问题的某种意识触发点，但当然不是文学创作的全部。
其次，这并不是说作家就不需要关注性别问题，并且否认性别问题的存在，或否认谈论性别问题的必要性。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作家本身意识不到性别身份、女性形象或男性意识中蕴含的文化上的不公正，认为只要依照“人性”的表现来创作，那就需要追问一下这个“人”是什么人？没有抽象的“人”和“人性”，只有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叙事情境下的男人或女人，中国人或美国人，穷人或富人。上帝也是人，但他总是以男人的面孔出现。基督教与父权制的关系是清楚的。很多作家都谈到金庸。金庸写了许多男人和女人，但他的视角和立场还是男性的，因此女性总是男人白日梦里的形象（美女或恶妇等）。一个女性读者在阅读金庸小说时，不得不把自己想象为男性大侠才有阅读快感。男作家也可以写“女性形象”，而且可以写得很好。但差别在于，有的男作家对于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及其对女性的限制性有更为明确的意识，因此他会具有更悲悯厚重的人类情怀；而有的男作家缺少这方面的自觉，他文学中的男人或女人形象就难以摆脱一些刻板的性别观。性别身份不是文学创作和人物形象的唯一身份，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身份，我们不可能写出完全与性别无关的人物形象。如果一个作家对性别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解、同情，我觉得他很难成为一个好作家，一个有悲悯的人类情怀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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