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把“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不能互相取代。可以说，“性”问题更多地和生理、身体的自然化差别及其欲望关系连在一起。任何人都会碰到性的问题，而且性问题形形色色，但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体性生理性的形态。但是“性别”问题，强调的是因“性”之“别”而构建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性别研究关注的正是这个将“性”分别开来的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比如男人与女人都有“性”的要求，但是在性别关系中，强调男人的主动性甚至攻击性，而要求女性的是被动性和客体性，这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其实不是一种基于天性、自然的生理性内涵，而是一种社会教化、规训的结果。更需要讨论的是，性别观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并不总是表现在“性”关系中，而同样甚至更多地呈现在生育问题、婚姻家庭模式、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等社会与文化领域。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重点关注的，正是在这些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两性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
把这两点分开，可能会让我们谈性别问题时不那么自然化。不是说“我是男人所以我谈男人的问题”，而是你身为男人，你享受了这个社会赋予的一些特权，你对这点有没有自觉意识。对男孩和男人来说，人们普遍鼓励他更有勇气，更主动，更要有责任感、要养家糊口之类的，这被视为“男性气质”的优美品质，而且你周围主导社会的人可能都是同为男性的人。而对于女孩和女人，人们更多地要求她们要更温和、更顺从，特别不要过于直白地表达你的欲望等等。大部分作家都在强调“先是人，然后是男人与女人”“先是作家，然后是男作家与女作家”，他们讨论问题的起点都是从“性”开始的，认为男女两性的分别是基于一种自然的生理差别，由此顺延，认为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两性分工也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但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最要关注的，恰恰是在这个从“生理”到“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隐含的不平等。
比如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因为生为男性，所以就应该勇敢、智慧、强悍，更有主动性、掌控力，在家庭和社会上都以“主人”的姿态出现；而生为女性，就应该温柔、美丽、顺从，更被动和更客体化，以“客人”的姿态行事。为什么同样是人，有的人应该当“主人”有的人应该当“客人”呢？要知道，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是“母系社会”，女性是社会的主人，后来进入新石器和文明时代才形成今天的“父系（权）社会”，男性是家庭、财产乃至国家的主人。这说明身体的生理差别并不构成父权社会的自然化基础，而是一种权力关系建构的结果。如果说性别观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就需要对背后隐含的这种社会建构的文化身份中的权力关系保持敏感。
用“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首先造成的一点是，作家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关注跟青春期的恋爱、跟身体相关的性叙事层面，而不大关注更宽泛视野中的女性遭遇。其实在女性这边也是这样，愿意谈性别问题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在青春期跟自己女性身份磨合过程当中的敏感，还有跟男孩子谈恋爱时说不出来的许多感觉等等。很多女性结婚之后不太爱谈性别问题，但事实上可以说结婚之后性别问题才真正开始，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真正差别更明显地体现在婚姻家庭的层面。只要生孩子这件事还是只有女人能做、男人做不了的话，谈女性主义就有必要。生孩子不只是生理的事情，它意味着女性必须有一个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的时间段，从孕育到孩子出生、长大成人这个过程对每个女性而言，都是一份称得上艰难的挑战。特别是如果整个社会认为女人天生就是要生孩子、养孩子的，养完了还要做家务，还要养老人等，那就更糟糕。后续的这一系列问题才是性别问题的关键所在，才是我们真的要看到女性之所以处在不利位置的根源。
在网上看到的一份调查对我触动很深。调查对象是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地的女大学生们毕业十年后的生活情况。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女性大多是带着孩子的黄脸婆或胖胖的中年女人，再看她们读大学的时候，都是漂亮、聪明、追求独立的女性。她们在婚姻上也很成功，都找到了很帅、很成功的丈夫。可是十年之后，丈夫越来越成功，她们中的许多人却因孩子的拖累而疲惫不堪，甚至变成了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家庭妇女”。这份调查的结论是：当你在街上看到那些带着孩子、形象不大好看的妈妈，你千万不要嘲笑她、看不起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比你风光多了。这当然是一种自我调侃。不过现实问题是摆在那里的。就更不用说诸如“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创造世界的人”的种种广告噱头，以及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性别分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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