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性、性别与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观自觉

对调查问卷的感受

这一百多份作家问卷我看得很仔细。我的缺陷是对调查的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不太熟悉，没怎么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我更多的是从事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不是我的强项。这些作家应该是目前文坛最有活力的创作群体，而且跟我的年龄段是比较一致的。他（她）们和其他年龄段的作家（比如50后、60后作家）相比，会有某些差异。总的来说我读这些作的问卷回答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没有哪一个作家说的话让我特别不舒服，不大有特别男权主义、具有挑衅性的回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承认或者接受我们应该反对两性的不平等，要追求更高的性别公正和和谐。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研究的时候，确实会碰到一些男作家说一些让人非常震惊、生气的话。但是我看到这些跟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小的作家，他（她）们都不否认我们应该追求性别的平等，而且愿意为此而努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时代的进步。

但总的来说我还有一些不满足，觉得作家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够高，认为需要讨论性别问题的热情也不是很高。许多人对女性问题和性别不公正本身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会首先承认女性确实处在更不利的位置。相反我看到两三个男作家说女作家更好混，因为她们被保护之类的言论。也可以说作家们不大愿意承认中国社会还有社会不公正，特别是女性处在不利的位置这一点。作家们在问卷调查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再说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首先是一个好作家，再来跟我说男作家、女作家”。这种话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说起了，三四十年了，好像没有多少变化。

就阅读问卷调查时的一些想法，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来讨论。

区分“性”问题与“性别”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区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我发现大部分作家其实都是用“性问题”取代了“性别问题”。人们把性看成很自然的东西，因此男女之别是一种生理性的差别。一般的态度就觉得“我是男人，我当然有男性意识，你是女人，你当然有女性意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这样讨论问题就没有意义。姑且不论性问题是否是自然的，关键是“性”之“别”中隐含的等级，也就是建立在生理性的看似自然的身体差异基础之上的性别身份中隐含的权力关系。

比如张莉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我看到男作家回答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性启蒙”。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想起来的是从我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就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女孩子，这不是一个好身份。我爸妈很希望我是个男孩，这也不是他们多么重男轻女，而从观念上总觉得男孩好，是“自己家的人”，女孩再好也是别人家的人。而周围的人比如老师啊长辈啊表扬我的方式是“没想到你做得比男孩还好”。我认为这才是性别观的自觉：你生为女性，但你觉得自己这个身份不大好。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做一个“假小子”，我想是周围人的暗示让我觉得女性身份不太好，当然我就会想做“更好的”。后来到了青春期就会慢慢意识到我是个女孩，有一个怎么跟自己的性别身份磨合的心理过程。如果意识到性别身份形成的这个过程，我们讨论性别观的时候或许会考虑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又比如在回答张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女性形象、男性意识、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时，我觉得作家们都把男性和女性的区分自然化了，好像你一生下来就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可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自然的生理的差别，而是建构在生理差别之上的文化、社会的身份，这里面包含的权力关系。如果作家们对这种权力关系不敏感，他（她）当然认为这个问题就不用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