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讨论的第三次热潮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关注热情。这不止表现在关于反性骚扰(Me Too)等已经在互联网和社会舆论上形成了某种“运动”形态,更表现为年轻的80后、90后们有关注性别问题的普遍意识。并且,对性别问题的讨论表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网络舆论、历史研究、社会问题反思、大众文化等。可以说,这是近四十年来当代中国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存在着一种创作和批评的密切互动,其诉求是要将女作家创作从“男女都一样”的文学分离出来,强调女性在文学表达上的独特性。关于“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比如女作家创作的文学、表现女性的文学、女作家创作且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等。第二次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所造就的热潮,更多会强调性别差异、批判男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和性别研究的学科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写作”等概念也是在这次热潮中提出的。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社会的态度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性不是不够解放,而是解放过度了。“女性写作”因而变成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完全和商业炒作结合起来。但是最近四五年,人们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性别观念的问题,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继前两次之后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
从这样一种历史视野来看,张莉以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形式提出作家的“性别观”这个问题,并且得到了这么多热情的回馈和反应,也是时势使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次性别关注热潮,特别凸显了私人关系、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这背后主要是一种性别观念造成的伤害,包括“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模糊地带,包括人们在性爱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如何看待女性和男性,也包括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等。一般而言,文学界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问题呈现、作家(主要是女作家)与创作的关系、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探讨。张莉问卷调查的突破性在于,她将“作家”作为特殊而重要的人群,对他(她)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性别观的讨论。问卷调查是社会学的方法,很大程度填补了文学研究的缺陷,即对作品和文学世界的创造者(作家)做一种数据统计式的考察。可以说,张莉组织的这次调查,既受到第三次热潮的影响,也是对这次热潮的一种推进。这次调查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使人们就性别问题与文学创作研究的关系进行更集中深入的讨论。
我自己从事性别研究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与当代中国的这三次热潮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对张莉的问题意识与调查研究有更多的认同和理解。我最早接触和研究性别问题是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时间是1994到1995年。那时候中国有一次很受关注的“女性文学热潮”,不止是作家,批评界、理论界、出版界、媒体圈都在介入。我也在这样的热潮中参与到女性文学研究里,当时主要做文学批评,讨论的作家包括林白、陈染、王安忆、徐小斌、徐坤等。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一是关注女性形象,也就是文学(也包括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如何想象和塑造女性主体。当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人群把女性作为某种“时代偶像”去想象的时候,这个形象一定会投射各种各样的社会欲望在其中,包括性别想象、时代精神、阶级区分、族群想象等。另外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直到1990年代以来的王安忆、林白等。很大程度上应该说,“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事实上也是当代文学界提出“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以来,建构文学经典与写作传统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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