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和房玄龄、杜如晦是唐太宗在位期间的三位最著名的文臣，其履历如下：
魏徵，现作“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祖籍下曲阳县。曾在隋朝做个小官，后随主官追随李密，归唐之后任太子建成的太子洗马，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任命其为詹事主簿，历任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等职，因直言进谏而名垂青史，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房玄龄（579年—648年），名玄龄，字乔， 齐州临淄人，隋朝泾阳令房彦谦之子。李渊在晋阳起兵后，追随秦王李世民，积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选拔人才，成为秦王府得力谋士之一。武德九年（626年），谋划玄武门之变，随同杜如晦等五人居于首功。唐太宗即位后，拜中书令，封邢国公，负责综理朝政，兼修国史、编纂《晋书》。执政期间，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处事果断，并称“房谋杜断”，成为良相典范。迁尚书左仆射、司空，封梁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杜如晦（585~630年），字克明，京兆郡杜陵县人。李渊晋阳起兵后，成为秦王李世民幕府谋臣，授兵曹参军。迁陕州长史，从平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叛乱，积极运筹帷幄，为时人所敬服。文学馆建立后，以为秦王府从事中郎，位列十八学士之首。玄武门之变时，联合房玄龄参与策划，同居首功，拜太子左庶子，封蔡（莱）国公。唐太宗即位后，历任兵部尚书、检校侍中、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配合房玄龄同心辅政，负责选拔人才、制定法度等，并称“房谋杜断”。
从上面的履历中不难看出，首先，房玄龄和杜如晦早在李世民为秦王之时便追随左右，是其重要的谋臣，同时也是帮助其登上皇位的“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太宗的亲密程度远远超过魏征。
其次，房玄龄和杜如晦，从李世民登基之后的贞观元年开始，便长期的在重要部门的关键位置任职，比如，房玄龄担任的中书令，在唐朝乃为首席宰相，在三省长官中位居第一，而杜如晦任职的兵部和吏部，则是关系王朝统治的要害。而魏征的职位，基本上都是文职的散官，虽然在尚书省担任过侍中，但因唐朝的尚书省主官已经被排除于朝廷的决策机关之外，成为单纯的执行机构了，尚书省各部诸司的职权逐渐为新发展起来的各种使职所夺，重要性完全不能与中书和门下两省相提并论的。
也就是说，但凡朝廷内部的重大政策的制订和执行，魏征拥有的仅仅是参与和建议的资格，当然，这也与他直言进谏的形象相符合。但是，单纯从对朝政的影响与执行，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能力来看，魏征显然是远远不如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的，进而言之，“贞观之治”的创建，他的功劳同样也是不如后两者的。然而，为何偏偏魏征却在后世的文人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房玄龄和杜如晦难以企及的盛誉呢？
原因自然需要从魏征的与众不同之处来寻找。
魏征为官最为鲜明的性格特质是直率和无所畏惧，丝毫不顾及皇帝的颜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公元637年，他应太宗之问而把其早年和当前的统治进行比较时所说的一番话：“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囊时之豁也。”
魏征直言不讳，在朝廷内部是言官的表率，是清廉刚直的代表，通过对皇帝本人的行为举止、国家政策和涉及礼仪教化等事件的审视和批评，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征实际上代表了整个文官体系对皇权进行了压制和制衡！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起到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朝代，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一脉相承的门阀政治在此式微，豪族实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科举制度晋身官僚系统的士族。
士族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一个集团，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虽然并不是要彻底的否定或者完全取代皇权，而是希望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能够从具体的政府运作中退出，变成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一个终极的仲裁者，放权给读书人们去实现他们“经世济民”的雄伟抱负。
然而，任何一位皇帝都不可能是儒家心目中完美的、符合道德规范的无欲无求的“圣人”，总想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确保统治的同时再有所作为，于是乎，皇权的最大制约和对手就变成了士族。
士族欣赏、仰慕、赞美魏征，是期望自己能像魏征一样，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得到应用的尊重，同样还隐喻着其面对的皇帝，也要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学习，虚心接受批评和建议。
久而久之，魏征自然而然的获得超卓的口碑和地位。（猎书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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