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校场坝的奶奶

一
九十岁时的奶奶，听力视力俱佳，尚可穿针引线。我爸总在外人面前夸耀，说他老娘从来没有住过院，连吃药打针都没有。不给年轻人添麻烦，那就是福分啊。
的确，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奶奶保持着极其简单和质朴的生活。
然而在具体生活中，她的很多习惯在年轻人看来仍然无法接受。妻每次在电话里都埋怨，前几天的剩菜剩饭奶奶舍不得倒掉，就说那些香肠吧，颜色都变了，隐隐能闻到臭味，奶奶天天顿顿煮来吃。不是说年轻的吃不了苦，也不是抱怨什么，是真的担心吃了对老人家身体不好呀。再说那箱牛奶，都是上次你妹回会理看她时买的了，奶奶放着一直舍不得喝，过了质保期。前次你回家看她，好说歹说，奶奶才同意扔了。谁知前脚刚走，她又偷偷捡了回去，藏起来喝。
听到这些，我就会心疼。
小时候，父母都忙于生计，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直到中学，才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天晚上就做了噩梦，梦见奶奶去世，在此之前，死亡的概念在我的心里非常模糊，忽而第一次于梦中真切起来。自那以后，我才渐渐懂得，死亡是每個人都要面对的。奶奶在家里年龄最大，很可能就是最先离开我的那个人。
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放学匆忙回家，打开家门看见了奶奶，扑上去抱着她就哭了。
当我渐渐长大，离家的日子越来越多，越来越远，越来越久。无论春夏秋冬，每次归家，奶奶都会说孙儿你怎么又瘦了呀，然后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
分别总有一天会到来，毫无征兆。
前年春节刚过，奶奶病了。起初谁也没在意，她只说肚子疼罢了，没啥大不了。可怎么吃药也不管用，拖了几天，我就建议她去医院，她坚持不肯，说何必大动干戈，她不喜欢医院。
情况越来越恶化，爸来电话，说她疼得半夜无法入睡。我回家劝她去医院，跟她吵了起来，批评她不相信科学，说每个人生病都不去看医生的话，那医院开来做什么?
我隐隐觉得这次的病没那么简单，但心里还抱有侥幸，完全不知晓一向矫健的奶奶，即将面临生死考验。
奶奶终于犟不过我，我和她两个重孙一起，带她到了县医院。门诊医生开了各种检查单，刚抽完血，她忽然无法站立，说话也不清楚，连声音都变了，舌头都打不直。我下意识觉得情况严重，感到莫名害怕。后来知道，那是突发性脑梗塞，起因于胃出血，出血量过大，造成大脑供血不足所致。
胃出血仍在继续，奶奶的半边脸已无任何知觉和表情。门诊医生简单看了下报告，转入了住院部。我背着瘦弱的奶奶到消化道内二科，住院楼在县人民医院最深、最高处。
主治医生是个年轻人，他说情况不乐观，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暂时没有小病房，只能先住大病房，十张病床，很拥挤。接下来办理住院手续，开始一系列检查，以及几个科室的会诊，医生说病情异常严重，且治疗方案充满矛盾。
对于医院，我既熟悉也恐惧。十年前送走了胰腺癌的母亲，一年前，送走了脑溢血的弟弟。我太熟悉那里的气味，那种感觉，绝望、无力、空洞，犹似人间地狱。却又给予一丝丝残存的希望，或奇迹。
我查阅了与病情相关的资料，咨询了几位从医的同学，有了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医生说奶奶最致命的病情是消化道出血，出血部位不清楚，出血量很大，造成失血性脑梗，神志会逐步陷入混乱直至昏迷。
消化内科、神经外科及ICU等科室进行了会诊，随后下病危通知书。医生说出血位置不确定，消化道那么长，目前看，出血量非常大，用药止血效果不好，这是致命的。这个时期，医院已停止了做胃镜，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做胃镜，寻找到准确的出血部位，同时，进行止血治疗，目前这种治疗有多种可选方案，且技术成熟，效果最好。
但目前以病人的情况，身体虚弱，神志不清，风险过大，就算医院同意，病人也不具备条件。另外，从脑部CT图看，脑梗面积大，两种病治疗方案互相矛盾，脑梗需要活血化瘀，缓解堵塞，这样做将加大消化道的出血量。而现在最迫切的是及时止血，否则病人很快就会失血而亡。何况病人那么大年纪，县医院就这医疗条件。
最后，医生建议转院到攀枝花中心医院，那边的治疗经验、方法和手段会更多一些，还有一线希望。我问那位ICU科医生，如果是你自己的奶奶，会带她到攀枝花吗?他说不会，能否坚持到攀枝花都是未知数。我又问之后会如何，他说他的奶奶就是这个病走的。
奶奶的两只手都插着输液的针管，她精神很弱，但神志清楚。奶奶说孙儿我们回去吧，她想回家。我说不要害怕，我把你带来，就会把你带回家。她说孙儿啊，你知道你奶奶是多大年龄的人了吗?自己已经活够了，她是以前的人，时代已经不同了，可自己身上有那个时候的人的气质，原话可能是“贵气”，让她坦然地离开吧。
是啊，时代已经变了，一切均今非昔比。
他们那一代人，是不是也要成为过去了呢?我想提起笔来，简单写下那一代人，那些从前的故事。对奶奶他们那一代人而言，那是再平常简单不过的从前。
二
别看奶奶个子瘦小，但目光炯炯，脸庞秀气，笑容慈祥，常戴一顶针织线帽，看上去特别精神。
奶奶最大的爱好是麻将，妻的麻将都是她教的。住院前，她仍有精力照看小孩，每天做简单的家务，在外人看来，这些都是福气。
每天早上，奶奶早早起床，在厨房熬好稀饭，等一家老小陆续醒来。偶尔她会早早出门，去南门校场坝买菜，买最便宜的猪肉和蔬菜，为了讲一角钱，不惜费上十分钟。小贩称好了秤，她还会悄悄加上一个番茄、洋芋或土瓜……
买再多菜，她都舍不得坐人力三轮或打车，每次都是步行回家，她说走路锻炼身体呀。奶奶的抠门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用水，她省之又省，洗了菜洗了手的水，还要用来擦桌子拖地，最后冲卫生间，她舍不得浪费一滴水，浪费每一滴水都会让她心疼。
她说水是有灵性的啊，怎么能够浪费呢?浪费怕是有罪的吧。
剩菜剩饭奶奶从来舍不得倒，第二天甚至第三天还会吃，有些菜明明都有味道了，过了几天还会端上桌来。年轻人在外面請客应酬，那些没有吃完的饭菜，奶奶无论怎样都要打包，打包回来能吃上好些天。
我们家老屋就在南门前，以前的校场坝，正正对着会理南城门。从那儿一直往北，是一望无尽的会理南大街。老屋里曾有一口老井，以前房子小，一家老小都挤在老房子里，后来，杨家几弟兄分家后，在院子里的水井旁边建了茅厕。
在杨家，我爷爷是老大，另外还有二弟、三弟和四弟等，我分别称他们二老爷、三老爷和四老爷。爷爷的父亲，我的老祖三十多岁死了，几兄弟分家后，老屋被分为几份。二老爷说院子里建了茅厕，水井的水也就脏了，索性把水井给填了。自此，一家人到西边东岳庙的河里挑水喝，河水跟井水有不同的味道，在幼时记忆中，奶奶用瓜瓢，一瓢瓢把清澈的水舀入水缸。一年四季，水缸周围，清幽暗凉。
奶奶有一儿一女，我爸叫建华，女儿叫建明，我叫明嬢嬢。包括我在内，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和一个外孙女，小辈们孝敬她的钱，她舍不得用，好好地存了起来。我说奶奶现在日子好过了，何必为那点吃的再节约，钱不够跟我们说就是了。
校场坝的人们都说奶奶的子女们都有出息了，老房子被拆迁以后，奶奶成了拆迁户，住上了新房子。人们说杨家日子好过了，奶奶听着就很高兴。几岁的重孙小果跟她说，老太，等你老了，果果要牵你的手下楼。奶奶看电视，果果说老太你老了，给你捶捶背吧。奶奶感动得哭起来，说小果果啊，老太还不老，她要看着孩子们长大。
年轻人都不能理解，奶奶这一生，缺少最多的是爱。因为从前的记忆过于深刻，过去的那些经历如此真实，那种感觉无法磨灭，才让今天的奶奶如此勤俭节省，如此缺乏安全感。
奶奶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怕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触动她敏感的神经。我说奶奶啊，日子好过了，你干什么还哭。
奶奶说，是啊，日子好过了，为什么还哭呢。可是时日也不长了啊，你说，这要是细细想来，人活那么久，又有什么意思呢?
奶奶说，过完今年春节她就九十岁，吃九十一岁的饭了。去年去校场坝的菜市场买好菜，把菜提回家，爬上四楼也不觉得很累，没想到今年就病倒了。
政府要打造旅游城市，准备重修南城门，走访健在的老人们，奶奶说南门的样子她已模糊，只记得城墙很高，城门正对面是杨家的油蜡铺，门口挂着一只红灯笼。
校场坝是清朝时期屯兵训练之地，如今这地名只在民间流传，如南城门一样，渐渐消失了。即使再建一座城门，也难恢复原样罢。现在校场坝成了一个菜市场。每次买菜经过校场坝，奶奶都喜欢跟熟人摆龙门阵，只是如今熟人越来越少了。黎本重比她还小一岁，已卧床不起了，全靠她从未出嫁的女儿照顾，说起来，她自己现在活着都是捡来活着的。
黎本重是少数从前线回来的，从前线回来的都是命大的。当时前线大多没有活着回来的，很多死在战场，被异乡的泥土掩埋。年轻时的黎本重脾气不好，常打老婆。那年他老婆跑了，还是奶奶去把她游说回家。他老婆回来又给他生了三个大胖儿子，所以他对奶奶一直很好，很尊重，逢年过节都要给奶奶送红糖和糕点。
这些年来，隔三岔五地，奶奶就会跟我叨念，校场坝的谁得病了，谁又死了，我听着那些人名，仿佛来自远方，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什么金开元、什么柯文忠、什么莫志深和周文绍，等等，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死了，想当年你爷去世时，多亏这些人帮忙抬棺和下葬。
奶奶说，连赫小连也死了，赫小连可是校场坝一带有名的人物。在外面遇到老乡，老一点的人问我会理哪的，若说南门校场坝，说起别人不一定认识，说赫小连大多听说过。
年轻时的赫小连，有组织和社交能力，嘴巴会说，混得也好。只是这个人物，在我印象里特别模糊，我完全记不得他的长相，以至于很多时候，我听奶奶说起，会以为他是个女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赫小连成为一个小包工头，外头有啥活路，他都出面去接下来，再到校场坝一带，找民工去做，譬如“上下车”(装卸货物)、搬装重物等活路。
赫小连总共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姑娘。孩子多负担重，他自己也要干苦力。赫小连最终没有了劳力，也干不起活路了。年轻的时候，日子饱一顿饿一顿，风餐露宿，什么重活没干过?吃的苦受的罪可不少，到老了，身体越来越差，得了肺病。
奶奶老是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呢?要是没得良心，养再多都没屁用。赫小连的几个儿子经过协商，每家赡养老人一个月，赫小连每隔一个月到一个儿子家吃饭，如此循环。这本来也无大碍，但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相处总是问题。他跟奶奶摆过，某个儿媳妇跟他合不来，把吃剩了的饭给他，哪一个儿媳妇又是如何使坏，故意把饭煮得生硬，让他吃不下去。更有甚者，三天两头不给他饭吃。
不知是因身体还是心理因素，还是与儿女们相处不来，或是年轻时太过操劳奔波，赫小连病倒了。因为缺乏有效医治，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前些年医保没有普及，他问儿女要些钱，大家都说没钱，仅有小女儿偶尔会给一点。赫小连没钱买药，在家疼得实在受不住了，自己一个人上街买了一瓶药，一个人回家喝下去大半瓶。
等儿女们发现时，大家才慌忙拖他到县医院，哪里还抢救得过来。他死的时候也就六十多岁，我爸也去看了，回来说病人满嘴吐白沫，脸都是绿的，看上去好可怕。
校场坝剩下的老人不多了，奶奶恐怕已是校场坝年龄最大之人。她很珍惜从前的友谊，买完菜会走到小桥那边，那里还有为数不多的老年人可以摆谈当年共同经历的，只有他们能够感知的人和事。
奶奶说着说着，又开始伤感，又会掉眼泪。
她与我聊起重重往事，从旁人口中，以及爸早年的记忆里，我试图去了解真实的奶奶。擦去被记忆层层包裹的尘埃，在残缺不全的记忆碎片里，在那些无情的岁月中，平凡的奶奶，和那些平凡的从前。
三
从前。
从奶奶的零散叙述中，我整理了奶奶年轻时期生活的大体脉络，她是鹿廠镇张家的大小姐，然而，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假设的。
一九三一年三月，春天来了，大地开始回暖，花红柳绿，田间地头春意盎然。
张家迎来了一个新成员，一位属羊的白羊座女孩，她就是我的奶奶。
鹿厂张家，奶奶一直强调的张家，没有多少地，她家老爷没有享过什么福，也是踏实种地营生的人罢了。
奶奶是家里老大，奶奶说她的童年很幸福，爷爷奶奶都很宠她。
那些年，分娩是一个女人要面对的生死劫。奶奶的亲生母亲连续生了三胎女儿，其中一个夭折了，月子期间，无法忍受婆婆的嘲讽言语，她心里憋着气，身体本来就虚弱，在第二个女儿——奶奶的妹妹出生时就死了。奶奶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那时她只有两岁。过早面对生死别离，或也注定了她这一生比较坚韧的性格。
奶奶的父亲娶了二房，她说老后娘待他们姊妹也还好。奶奶的妹妹小她两岁，我称她二姨奶。二姨奶小时候是个美人胚，不仅读书成绩好，气质也出众。在学堂，他们姐妹俩冬天都睡凉席。奶奶还记得，自己上学时挺调皮，常挨先生打手掌。
二姨奶毕业后，到邻近的宁南县当老师，后来嫁给一个校长，生了三个儿子。奶奶的继母为张家生了个儿子，便是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我叫大舅公。大舅公颇坎坷，长期待在贵阳农场，鹿厂张家的后人天各一方。
奶奶的少女时代正值抗战时期。会理地处西南大后方，也有很多青年加入川军北上抗日。西祥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北线，为战时援华物资重要通道)修建期间，从会理征调了大量民工，为西康省各县之最。会理相比前线，生活还算安定。
个体的生活看似平静，然而命运似乎早已注定。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结束，十九岁那年，有人来提亲了，那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提亲的人中包括县城校场坝的杨家。
奶奶说，他是你从未见过的爷爷，名叫杨永胜，你们杨家的长子。杨家在校场坝开了一家“油蜡店”，做些小买卖，条件算过得去。杨家有个女儿，嫁给了西关吴家，吴家老爷吴直忠任县政府“军需官”，把持着会理及周边地区的盐税，是权势人物，拥有西关里大片房产。
因为吴家的亲戚关系，爷爷谋得一份为官方收取“四脚税”的工作。四脚是土话，指四只脚的牲口，马牛羊猪皆在此列，意即收取牲口税，范围包括了鹿厂。
一开始，她拒绝了这门亲事，杨家却不死心，屡次托媒人上门提亲。
爷爷有底气，他有八个拜把子弟兄，所谓的袍哥，磕头滴血结拜的异姓兄弟。他排行老八，结拜弟兄里有官员、乡绅、商人等，跟他最要好的是七哥金开元，他们两人的年龄最相近。
有年除夕，爷爷和金开元试用刚获得的手枪，也许兴奋过头，操作不当，不小心走火，子弹穿过他的大腿，血流如注。
金开元二话不说，背起他就往钱局巷跑，钱局巷里住着远近闻名的医生张永生。传说张医生轻功了得，走路如风，一般人望尘莫及。
张医生每日清晨从县城出发，一个时辰可至北三十里开外的龙肘山。龙肘山海拔三千六百一十米，是会理地区的最高峰。他早上上山采药，采完药草归家，还能赶上吃下午饭。张医生医术精湛，特别在治疗外伤方面十分高明，擅长跌打损伤、刀伤、枪伤等的治疗。
多亏张医生，爷爷捡回一条命来。虽然生命没有危险，但自此，走路时总有那么点跛，这一点尤其让她嫌弃。自此，爷爷腰间总别着枪，他与七哥金开元一起，到鹿厂、彰冠一带收税。他放出话，非张家大小姐不娶，要是嫁给别人，他就去抢亲。
一九五○年春的会理，即将和平解放。
会理解放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进行军事接管。
值此，张家迅速答应了杨家的婚事，张家大小姐嫁到了校场坝。奶奶说，此时张家一家人分崩离析。其时爷爷父亲病危，希望尽快举行婚事，按照当时的风俗，若有丧事，还得再等三年。
婚礼从简，却也礼数周到，杨家雇了大花轿把奶奶从鹿厂接来。
奶奶说一进我们杨家的门，她就后悔了，张家被杨家骗了。踏进大门，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摆着，原来杨老爷子已过世，只是尚未发丧而已。然而木已成舟，她已是杨家之人，自此以后数十年，一辈子都是。
那场婚礼略显冷清，爷爷的结拜兄弟跑的跑，剩下的也很落魄，唯有金开元等少数亲朋帮忙。鞭炮声后，堂屋里燃起一对红烛，焚香三炷，三拜天地，一对新人喜结良缘。
新婚宴尔，是奶奶一生中少有的短暂甜蜜时光。奶奶说，婚后一年怀上了你爸，那时的会理还未完全从混乱中恢复。已到印刷厂上班的杨永胜，还有金开元、柯文忠等一众人均因各种原因被逮捕，你爷爷被判十年刑期。时间太久了，具体的罪名已经搞不清了。
奶奶说起那段往事似乎很平静，爷爷愧对她，他把她们母子丢下不管，还骗她说不久即回，谁知他已被判十年重刑。他被带走时，爸即将出生。
当我也到了爷爷那个年龄时，我能理解他当时的不甘。十年的时间几乎摧毁了一个男人的意志，何况是在普格的乔窝，非常人可想象。其地处彝区，旧址已停用。我曾去过那里探访，听过人描述其情景。
分离何其残忍，谁不曾历经生离死别，时代滚滚洪流之中，个人何其渺小。二十岁的奶奶将面对完全未知的未来。身怀六甲的她已失去一切依靠，没有娘家可回，也没有婆家可依靠。
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负担，也是她活下去的支撑。此时爷爷父母均已离世，兄弟姊妹也已分家，家里剩下他八十多岁的奶奶，双目失明，奶奶与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当时的通讯方式主要是书信，会理到乔窝的距离，对这对年轻夫妇来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留给年轻爷爷奶奶的是旷日持久的孤独、恐惧、无助和绝望。
奶奶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看似轻描淡写地描述着。年轻时，她针线活不错，眼看生活无着落，她想到的唯一的营生是做线帽。奶奶手工编织的帽子，渐渐有了销路。她能做出几种样式，美观实用。她至今保持戴帽的习惯，还收藏着各式各样的线帽，现在都是机器编织，没有手工线帽了。
奶奶不分白天黑夜编织线帽，帽子在鹿厂老家卖得最好。逢赶场日，天亮前从县城步行，中午赶到三十里外的鹿厂街，摆摊卖帽子。小孩则由爷爷八十多岁的奶奶带着，我爸小时候称她为“瞎子老太”，这个名字，每年过年献饭时会听奶奶念起来。
爷爷远在他乡生死未卜，他的几个堂兄弟分家后，他继母带着同父异母的四弟，占据了主要家产。我能理解，当时顾好自己都不错了，谁还管得了一对孤儿寡母。
无依无靠的“瞎子老太”，一对孤儿寡母，就这样拉扯着过日子。卖线帽赚来的有限的钱，勉强维持着几个人的生活。
没过几年，县供销社成立了，受过一定教育的奶奶很幸运地被录用。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三人的条件有了改善。供销社主任了解到奶奶的情况，很同情，特批了二十天假期，准许她到乔窝探亲。
那是爷爷在乔窝服刑以来，一家人仅有的一次团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乔窝坐落于重重深山之中，交通闭塞。我爸说那年他约五岁，母子俩搭乘一辆货车到西昌，再转普格乔窝。
时间的流逝，让当初见面的情形逐渐模糊。我想象的场面，一家人默然无语，继而流泪，或许那时的人还不会动情拥抱。爷爷说你们受苦了，其实受苦的又何止眼前这对母子，年轻的他同样备受煎熬。
爷爷带着妻小抓石蚌，在山谷里小溪畔，是短暂、温馨的时刻。爷爷离开会理时，我爸还没出生，那是年幼的他对父亲的最初印象，短促而深刻。
爷爷毛笔字写得好，又会算术，到乔窝不久，便被委任担当记录、核算的工作。乔窝重活很多，常有人犯劳累过度或患病而死。之后，被派任仓库保管的爷爷，少受了很多罪。
那次探亲假，母子俩住了十多天。领导对她说，她的丈夫表现很不错，这里需要人，希望他以后留下来工作，如果奶奶愿意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安排工作，奶奶拒绝了。这决定至今让她后悔，她当时考虑到供销社有一份工作。
要是当时留下来，你爷爷总不会受那么多罪，后来也不会那么早死吧，奶奶说。
供销社因人员精简，属临时工的奶奶被清退，卖帽子的营生也没法做了，后来他们统一劳动，统一分配，按时到食堂吃饭。
后来我听三舅公说，他的父亲没了，留下几岁的他和二哥。
他跟我描述当时的情形，他的父亲躺在床上，說不出话了，没有一点力气，只剩一张人皮包着骨头。当时请人来抬人，大家都没力气，那么瘦的一个人，也抬不动了。
张家的很多亲人都失散了，二姨奶毕业后嫁到宁南，奶奶的二嬢则去了北京，四嬢嫁给了城北张家的老张哥，老张哥是供销社的收猪员，是旧会理的名人。
据说他是会理下棋第一高手，在全县范围内没有对手。他还有个绝活，所有的猪送到他那里，他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有多少斤。老张哥收猪从来不用秤，他说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你要是不信，拿秤来试一盘，绝对一斤不差。
后来爷爷谢绝了农场挽留，离开乔窝回到会理老家校场坝。
爷爷已没有年轻时的风采，穿着破烂的脏衣，戴着一顶破帽，又黑又瘦。
当他站在家门口时，一定百感交集吧。已十岁的儿子不肯叫他，一旁的人跟他说，那是你爸啊，他仍远远躲开，不肯与这个陌生的男人相认。
奶奶推门出来，怔怔站在门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夺眶而出。
三十岁的奶奶，满脸岁月的风霜，皮肤黑瘦。多年分别，无数心酸，太多话竟不知从何说起。
粮食仍然不够，一个月也吃不上肉，甚至吃不上油。
在我爸的印象里，唯一一次被爷爷打，是因偷了他的一瓶生清油，用来拌饭吃。奶奶说他也不知道那瓶清油是爷爷从哪里弄来的，他视作宝贝。看到我爸用清油拌饭后，气昏了过去，动手打了他，说这个娃儿再不教育还得了。
见此情景，奶奶也很生气，说他有什么资格打儿子，儿子是她一个人带大的。爷爷怔怔站在那儿，无言以对，只说了一句慈母多败儿。
一九六二年春节，一家人在相馆里拍照，那是我家第一张全家福，也是爷爷奶奶唯一保留下来的合影。黑色照片里，奶奶扎着两根大辫子，穿着灰色的棉布衣服，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
爷爷回来后，参加劳动，一家人一起挣工分。一家人团聚，哪怕再累再穷，吵吵闹闹也幸福。爷爷非常努力，他想负起自己的责任。他会装裱技术，常到北门外帮人裱墙，做一天活路可挣一块二毛钱。
然而，回家的爷爷并不顺心。每天早上先要为五保户砍柴，然后才能去参加劳动。不仅受歧视，还要多做更多活路，加上营养不良，渐渐感觉身体不支。
奶奶说，爷爷的病是被气出来的。奶奶每天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爷爷，爷爷每天都省下一个馒头，他舍不得吃，留给我爸。但我爸说他不敢吃，害怕被传染了病，那是爷爷留给他最后的记忆。
爷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下自己及父母的生死日期。那本笔记是他最珍视的物品，扉页上是他用正楷写的“永胜笔记”四个字。里面工整记录着很多数字，没有多余的只言片语。
最后一次，奶奶去医院探视他，他没有任何异常，简单说了一些琐事，提到若他好不起来，让她找个人嫁了，这辈子他都对不起她。
没过两天，奶奶接到医院的通知，说爷爷不在了。当她再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时，他已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她的女儿明嬢嬢刚刚出生，她对自己的父亲毫无印象。
三十岁的爷爷艰辛一生，付出无数努力，仍然一无所有。最后，不得不丢下妻小，老迈的奶奶，无奈离去。
这样的离别，与前几次的分别不同，这次是一对年轻夫妇的永别。
奶奶再也没有期盼和等待，伴随着一个人的离去，一个世界已然消失。等待她的，将是另一个未知的世界，空洞孤绝。她必须带着一对儿女，面对漫长的岁月和生活的考验。
奶奶甚至没有钱购买棺木，爷爷生前的兄弟大多落魄。去世时，尚欠医院数十元的住院费。怀孕的奶奶带着爸爸，挨家挨户磕头，请人帮忙料理爷爷的后事。请来金开元、柯文忠、莫志深和周文绍来帮忙抬棺，奶奶跟我爸说，要永远记住这些帮助过我家的人。
爷爷葬在城西景庄庙山头，后来景庄庙一带因政府修建水厂，曾通知奶奶迁坟，家里拿不出迁坟的钱。现在，爷爷的坟再也找不到了。他的一生，纵有宏图理想，万千不甘，终停息，消失于无尽，仅留存在我奶奶和爸爸的记忆里。
其后不久，“瞎子老太”去世，从此奶奶带着一儿一女度日。直到很多年，奶奶才把欠医院的医药费还清。
奶奶必须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谋生，少年的父亲只得辍学在家，带他幼小的妹妹。那时人允许有一些自留地，也允许自家养猪了。
杨家一代几兄弟分了家，邻里之间难免因利益、房子、土地的事产生纷争，爷爷死得早，他们孤儿寡母没少受欺负。那时几家人共用一个电表，安在爷爷的后母家，明嬢嬢晚上看书复习的时候，他们总会把电表关了。几兄弟家，常为房子边界的事吵架，因为邻里亲戚不停侵占，我家的房子最小。
明嬢嬢过继给了小北门的老马做干女儿，老马对她视同己出，出钱供她念书。
老马是县供销社的马夫，每天清晨，他拉着一架大马车，四个大圆轮，车头五匹马，完成送粮食到东山寺仓库的任务。老马个头不高，但体魄强健。方脸浓眉，腰上系着二十厘米粗的布带，车上满载蚕豆和苞谷。
年轻寡妇门前难免是非，在那个年代也不例外，关于奶奶和老马的流言，在校场坝悄然传开。
我爸回忆说，老马每天赶着马车，经过我家门口，趁无人察觉，把蚕豆和苞谷扔进家门，年轻的爸和嬢兴高采烈去捡。当时家家户户的猪都只有一百多斤，唯独奶奶喂的猪特别胖，能养到两百斤。
奶奶常请老马在路过家里的时候喝口水、吃顿饭，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闲言闲语难免。更有甚者，传言明孃孃是老马的亲生女儿，以至老马家媳妇跑到家里找奶奶闹。闹归闹，老马一直没离婚，奶奶也未嫁。
关于那段往事，奶奶从未跟我提只言片语，我问起老马，她都说只是她的一个同事，在我看来至今是一个谜。成年后的我逐渐能够体会那种情感，无论他们之间处于什么阶段或状况，无论是爱情，或只是互助的友情。无论是否突破了肉欲，或原本非常克制。在那森严的社会环境，保守的风气下，那种情感的本身不仅可以理解，也难能可贵。
老马对我们一家帮助颇大，度过了艰困的一段岁月。老马对他干女儿，也如亲生女儿一般，不仅资助学费，还常常给她买吃穿用品。十多年前，老马过世，明嬢嬢专程从外地赶回来，奶奶带着儿女一起参加了他的葬礼。
奶奶把老马的妹妹，做媒介绍给了教书的三舅公。他们育了两个女儿，一家幸福美满。或因这桩婚事的成功，奶奶做媒人上了瘾，校场坝好几桩婚事，都是奶奶做的媒人。
她说成全一对姻缘，是最大的善事。而她自己的姻缘，却再也没有来过。
四
时光若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爸爸渐渐长大了，起初跟着人赶牛到永郎火车站，一去好几天。因牛走得慢，天黑了就在路边烧了火睡觉。牛背上驮着面粉，面粉被牛汗浸透之后非常难闻，更难吃，也只能煮来充饥。
周文绍第一个发现我爸的潜质，觉得他普通话不错，收他为大徒弟，推为宣传员，参加县上举行的演出。
于是我爸进入宣传队，他对此乐此不疲，至今引以为豪。他的逻辑很简单，可以少做不少体力活。
全县重大工程“红旗水库”正在建设，那是一个堪称奇迹的工程，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时代，几乎动用了县城周边大部分劳动力，全靠人力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宣传队每天到工地上演出，鼓励干活的人们。我爸对宣传工作充满热情。儿子去了宣传队，作为母亲的奶奶也高兴，每天看他打扮一新地出门。
一九七六年，我爸结了婚，之前相处的几个对象没有成功，他迎娶了乡下的一个姑娘。我妈来自城北农村，十多岁时，她曾定了一门亲事，后来男方考上了大学，去了大城市，便把亲退了。直到二十多岁，奶奶找的媒人到她家提亲了。
我妈曾来杨家看门户，看到我爸很勤快，他似乎学会了爷爷裱糊墙面的技术，把屋子里外用石灰糊得白花花的。那雪白的墙，亮堂的电灯，让年轻的母亲印象深刻。从小到大，她从没有见过那么白的屋子，那么亮的电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杨家的亲事。记得小时候去外婆家，他们都还用煤油灯，土屋内因为烧火取暖，都是黑漆漆的。
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小县城的经济也有了起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热情似乎被释放了出来，国家重视经济发展，校场坝的人也纷纷想办法挣钱。
我爸跟着柯文忠、周文绍他们，买了会理的土坛子，背到米易县去卖，几十公里的路，走路要走兩三天。一个坛子只能赚几块钱，在那时已是不错的收入。
柯文忠卖了几年土坛子，后来在城里拉人力车，做搬运工，为了养儿子也经常跟赫小连去做些别的。两个儿子长大了没孝心，经常打他，嫌弃他太好喝酒。柯文忠心情不好，继续每天酗酒，最终郁郁而终。
两个儿子结局也不好，我爸叹息说报应啊，他家大儿子在公路上被车撞死了，脑壳撞变形了，只剩下半边脑壳，像只打开的瓢。二儿子在成都跳汉(骗钱)，专门卖假文物，赚了不少钱带回老家来，在公路边修了大房子，娶了媳妇。因一次失手被发现，在成都被人打死了，烧了把骨灰送回来。这一家人，也就这样败了。
我爸说，以前比较困难的莫志深，通过那些年打点零工，做点小生意，省吃俭用，也在公路边建了大房子，三间门面，这几年房租都要收几万。经济条件优越起来，却依然改变不了他节约吝啬的本性。在攀枝花检查出了病，说要五万元手术费，舍不得出钱，回家自己去抓草药来吃，六十多岁就死了。
我爸妈那时跟赫小连做体力活，赫小连承包了很多活来做，例如装卸水泥，八角钱一吨，那时候一车水泥一共四吨，卸完一车能得到三块二角钱。
一九七八年，奶奶说我妈生我那晚，我爷爷的后妈家故意关了电，她点着煤油灯给我接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县城及周边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我爸没啥本钱，从县城里挑小猪到太平镇去卖，或在德昌买蒜头来会理卖。他有很强的生意头脑，有一定经验和本钱后，开始从昆明买碎布、百货、云南烟(比如红梅、阿诗玛和红塔山)到县城销售。
在我小时候，各种各样的商品堆积如山，我和弟妹就在上面打跳。父母在外干活，我从小基本是由奶奶带大，奶奶曾提起，四老爷家带头出钱迁杨家的祖坟，奶奶出不起太多钱，刻碑时，作为长子的爷爷家的所有人，都没留名在碑上。奶奶和爸爸却也豁达，并不太以此为意，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好好活下去。
爸的生意越做越好，在新公路旁边建起新房，校场坝一带都称他杨万元，成了那些年的万元户。搬离杨家老宅后，奶奶过上了相对平静的日子。
条件比以前好了，但我爸出门在外，哪里黑了哪里歇。做猪生意的时候，在路边烧堆火就睡了。后来跑昆明跑成都，基本就在硬座火车厢里睡。他总是饿着肚子，舍不得在外面吃饭，长期生活没规律。他终至突发疾病，我跟他到医院，是胃溃疡，医生说有生命危险，需要马上做手术，当时我一下就哭了。他的胃被大部分切除，手术比较顺利，以后需要慢慢休养，这成了他的转折点，他的生意停滞下来。
校场坝位于城郊接合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家境大都好了起来。小一辈的年轻人，很容易染上不良习性，我念中学时，一次校会，看到小爸(我爸堂弟)站在讲台上，在学校禁毒宣传中做现身讲演。他奶奶便是我爷爷的后妈，九十多岁还盼望着抱上孙子。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另两个小爸，二老爷家的小儿子是个智商有缺陷的，小时候我爱跟他一起玩，常常戏弄他，他异常投入地比画着，唱《霍元甲》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家里人都不管他，外人都欺负他，他从小跟自己的奶奶相依为命，他奶奶也是我家的老辈子，去世以后，失去了依靠的他，没多久也死去了。
他家大儿子很聪明，然而不学好。我这个小爸长得帅，像电影里披着呢子大衣，留着小胡子，后面跟着一帮兄弟的大哥。他带着我爸去玩，拍着他的肩膀说，有谁敢欺负我们家就跟他说。
那些年，判了刑的犯人都要游街，一块牌子上写着罪名及名字。在我念中学时，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在游街的犯人中，我认出了小爸。他的双手被反捆，目光默然，不知道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我没有，我慌忙骑着车消失在人潮中。
后来我知道，小爸卷入了一桩当时轰动全城的杀人案件，起因是在校场坝小河里发现的一具女尸。那时候，我很喜欢跟小伙伴们去河里捉鱼，我亲眼看到了那具浮尸。公安很快开展调查，到我家来找我调查了解当时的情况。之后好些天，我心里都有层阴影，吃不香睡不好。
几个月之后，案件告破，主犯被判处了死刑，我的小爸作为从犯被判了两年劳教。再后来，我一直在学校念书，便很少再见他，直到去年二老爷去世，听说他过得依然不好，身体已经很弱。
五
千禧年后，传统的生意受到挑战，市场开始健全，我爸的生意也被很多大型企业和商家取代，他就只能骑车给一些小商店配送一点货物，再过几年，这样的生意也难以为继了。差不多那时，我离开了学校，很早便开始创业，前后涉足多个行业，但都没有成功。二○○五年后，之前一系列的投资失败了，最初的电脑公司的经营也难以为继了。
我爸几乎赔光了家里的存款，小妹尚在念书，爸妈开了个小餐馆，卖点小吃炒菜，过起早贪黑的辛苦生活。奶奶也经常帮忙，大年初一都不例外。
有一次，林家卖卤肉的年轻小工，把餐馆卤肉偷出来，便宜卖给了我爸的馆子，后被主人发现了。林家是南门一带的狠角色，周围的人惹不起，他们把偷肉的小工带到馆子，当着我爸妈的面把可怜的小孩打个半死，叫我父母跪着认错。我爸瞒着我赔了钱息事宁人，他怕我年轻冲动想不通，十年后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二○○八年，汶川地震。也是那年，家里决定变卖新房，为我偿还巨额债务，一家人又搬回了老屋居住。老屋已不适于居住，屋前那座牌坊，已是文物，不允许自行拆除，整个老屋在城市建设红线区内，也不允许重建。老房已破败不堪，一到雨季，阴暗潮湿。
奶奶出去买菜，她的朋友都会安慰她，赫小连跟她说杨家是不会垮的，总有一天东山再起。我爸也自我宽慰，说公路边的房子卖了也好，住在那都害怕。
在老屋住了不到半年，我妈就感到身体不适，每天说肚子疼，到医院几次，查不出病因。会理医生甚至怀疑她有抑郁症，当成抑郁症治疗了几个月，直到去攀枝花检查后，才发现是癌症晚期，原发灶不明确，已伴随肝转移。至今我仍记得我爸打给我的那个电话，我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垮塌，在此后半年，一直期待奇迹发生。
我带母亲从攀枝花辗转到成都求医，结局却是她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瘦弱。她临死前，乞求我采取安乐死，我无法做到，至今仍后悔不已。在外人看来，奶奶跟我妈的婆媳关系，算是最融洽的，大事小事都会一起商量。妈妈对奶奶很尊重，奶奶对她如亲女儿。一个家，同一屋檐下，矛盾是难免的，自己的牙齿和舌头，也难免不被咬到的，但她们几十年来，少有吵嘴闹架。
有什么好吃的，我妈都会首先想到奶奶。她们一起度过了最困难、艰苦的日子，她们无话不谈，一起做活，一起看电视，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妈妈弥留之际，奶奶也会照顾她，妈妈内心难受，放心不下年事已高的奶奶。
母亲去世后，我背井离乡，远赴省城重新开始。儿媳的离去是奶奶无法接受的事实。两年前，我弟因脑溢血意外病逝，更是对她打击沉重，逢年过节，我们都不敢提起妈妈和弟弟，要不然她就忍不住流泪。
二○一○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政府准备拆迁校场坝一带的老房子，同时，计划重建南城门，建南门广场。
关于房子的拆迁，在我家没有太大阻力，奶奶首先点头同意。政府的补偿措施还算不错，当时情况也很现实，家里确实没有房子住。另一方面，这么多年，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折磨，奶奶早已习惯了妥协与忍耐，她也不愿与杨家的亲戚鄰里相处，惹不起就让吧。
周围亲戚邻居游说我爸不要着急签字，等等可以拿更好的补偿条件，我爸开始也挺犹豫。电视新闻里经常报道一些相关新闻，我爸说耽误不起，于是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老屋给了政府，有两年左右的过渡期，一家人在外面租房住。我的情况稍有好转，把拆迁房认真装修了，两年后，一家人搬入新居。
相较于其他拆迁户，我家是全县第一批签订拆迁协议的。县州电视台都来采访我家，特别采访了我奶奶。奶奶说，做梦都没想到现在的生活会那么好，更没有想到八十多岁住进了新房，现在日子也好过了，感谢共产党，感谢县政府。
采访质朴生动，言语铿锵有力，发自内心，电视台非常满意，这段采访很快在县州电视台播放。奶奶上了电视，到校场坝去买菜的时候，人们都说她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张家大小姐走过八十多年的人生，如今住进新房，家里条件也好了，物质丰富了，但她的生活依然宁静而简朴。年轻人都无法理解她为何如此“抠门儿”，无法理解她说起过去的时候就会流泪。
二○二○年，奶奶还住在医院生死未卜，到底是转院还是放弃治疗，家里老小争论不休。
我爸已回家开始准备后事，明孃也催促我联系救护车送她回家，她说老人在医院太可怜了，何必受这个罪，人终有一死。是啊，人终有一死，可如何让我接受奶奶的离开?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想试试，当时我针对病情跟医生做了很多分析，尽管病情严重，但她没有基础病，其他脏器都好。
我决定让医生们放手治疗，不要顾忌后果，所有责任我承担。我到病床边，宽慰奶奶，让她尝试治疗，尽管家里人当时都反对。奶奶说她听我的，我希望她能多陪一下我们，她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
第一次设备进场，准备做胃镜治疗时，奶奶说想吐，我扶她起来，她突然吐出大口鲜血，没有任何防备，这变故吓坏了所有人，包括病房里的所有病人。家人们劝我算了，千万别折腾了，明孃和妹妹都哭了，说带她回去吧。
吐完血后奶奶再次陷入休克，医生进行紧急抢救，同时，进行输血，经过数次输血后，奶奶恢复了神志，我不顾家人的反对，要求医生马上再进行胃镜手术，这是她最后的机会。我说奶奶来到杨家七十年，没有她就没有这里所有的人，我不信那些所谓的传统，她就算死在外面，也要进家门，所有责任我负。
医生担心用了麻药她再也无法醒来。我问奶奶能忍受吗?她努力点了点头。我和妹夫紧按住她的头部，医生紧张地开始了胃镜，十多分钟的过程就找到了出血部位，进行止血，在整个过程中奶奶不停地痛苦挣扎。
之后的几天，病情都不稳定，但是出血量越来越少，说话竟也清晰了，脑梗的状况也有好转。县医院至今将她作为重点病例进行分析，失血性脑梗之后，持续输血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一周后，奶奶能简单进食了，继而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病情已趋于稳定，她从鬼门关里走了出来，我开车把她接回家里。半年后，我爸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县医院内二科。
今年三月，家人一起给奶奶过九十一岁的生日。爷爷已离开六十年，我的奶奶，从十九岁嫁到杨家，跟丈夫在一起的时间仅几年，在漫长的七十载岁月中，苦苦等待，一个人拖儿带女，孤苦无依，爷爷泉下有知，应该感到宽慰吧。
时代变迁，我们不能忘了从前，那些血泪浇灌的从前。
写完这些文字，让我对曾经的张家大小姐，多了一些理解，對他们那一代人，也更多了一些宽容。
作者简介：吴承冬，曾用笔名阳心、木易，诗人，四川会理人，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