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使人深思

疫情是伴随人类活动规模的扩大而大流行的，因此，限制人们的活动范围即限制人们的自由成为首要措施。 此次疫情，使人们深深思考的方面很多，但首要的是思考自由。 -->　　　　　　　　

羑河记事二八二

疫情使人深思

文生

疫情还在虐待，目前疫情严重，各地多点散发。

在精准防控中，相对安全的地方，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带口罩，只是在公共场还需要带口罩，出远门还要核测，许多人怕麻烦不想出去。大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呆在家里看手机。

老文在手机上看查看瘟疫情况。

瘟疫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从上古至今，都有史实记载。

甲骨文里面就有“虫、蛊、疟疾”等字，《山海经》里提到了“疠”等，这都是今天所说的“瘟疫”。

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

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又会遇上旱灾、水灾，如果再发生瘟疫……，其痛苦更加无法想象。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说与同瘟疫的抗争史。

古代中国人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1．医者挺身而出，抗疫名医辈出

中国历史上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

东汉建安年初，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在《伤寒杂病沦》中说:“余宗族素多”，遭受疾病后“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有人考证，这起瘟疫起源很早。汉武帝时，匈奴人的死对头霍去病年纪轻轻就暴亡，实际是中了蛊，也就是饮食了用死去的牲畜泡过的水。经过多年潜伏，在东汉末大爆发。

面对瘟疫的肆虐，本为士大夫的张仲景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

现代中医对新冠的治疗，在于通肺化痰，是对古方辩证运用。

2．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古代中国医学家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其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二千年多年前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帝王承担责任，官方免费抗疫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罪已，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虽然，实际上做的不啥样。

4．设立隔离病坊，阻止疾病传播

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表明古人认识到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的，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

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

唐朝时，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

5．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

竹简《封诊式》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6．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

古人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

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

7．改善环境条件，采取消毒措施

秦代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

8．普及医学知识，加强防瘟教育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黄帝内经素问》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秦始皇焚书时不焚医书。

9．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如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妥善安葬亡者，救济抚养遗孤

西汉时汉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

当代抗瘟的实践，是这些古老的方法的强化版，可以说，每项措施，都能找到原版。

在世界历史上，各种大流行导致了人类的悲剧，改变历史的轨迹：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经埃及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持续了五六十年，1/4的罗马人病死，瘟疫死亡总数近一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罗马时代，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链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传染琏。公元 165-180年的天花瘟疫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居民。

1346年，蒙古金帐汗国进攻黑海城市卡法时，用抛石机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抛进城内，成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细菌战。

1350年的欧洲黑死病导致大量青壮年丧命，劳动力锐减，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意外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这一时期问世的）。劳动力的短缺也刺激了技术创新和航海探险的欲望。

明末崇祯帝年间的鼠疫，1633年始于山西，1641年蔓延到北京周边地区，“老鼠亡明”成为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京1643年8-12月保守估计死亡人数达全城人口的1/5，李自成攻占的北京城“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

1888年爆发的非洲牛瘟病毒杀死了非洲90%的牛，给非洲致命打击，导致1/3人口死亡，无法应对欧洲列强的入侵。

美国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著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深入分析了近代旧大陆的西方文明对以美洲为代表的新大陆文明实现征服背后的故事。作者认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作者认为粮食生产和动物驯化的差异，导致了四个近似因素的产生。

1、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2、农民是定居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不卫生的生活，造成了瘟疫的传染。3、世界贸易的发展，把欧洲、亚洲和北非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连通场。

2. 文字

文字的使用已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的社会，说明了为什么文字在人类进化中出现得如此之晚。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而使用文字的人是由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因为它们缺乏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也就无法对抗农业文明。

3. 技术

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一个用途广泛的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后，往往以两种方式向外传播。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看到或听说了这个发明，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这种发明的社会发现与拥有这种发明的社会相比自己处于劣势，如果这种劣势大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

老文想：在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技术失传的时代。

4. 行政组织

粮食生产至少在 3 个方面帮助复杂社会的形成。首先，它随季节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最后，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

欧洲征服美洲背后的真实历史必然因素到底是什么？硬件上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间长的领先优势；二是由于欧亚大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动物的资源比较丰富而引起的比较有效的粮食生产；三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以上硬件优势导致了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诞生，造成了欧洲对原始美洲的降维打击。

老文想，其实当时欧洲文明已进入城市文明，农业文明并没有作者说的会远征，远征从历史上看，是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摧残。又，看起来是为欧洲征服者开脱。

为什么欧洲文明能够最终领先中华文明？中国在政治上大一统，在地理上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抑制技术进步的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的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改革创新，就会就会被邻国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于是不得不尽快采用新技术。

人类历史上主要的传染病如天花、肺结核、瘟疫、霍乱和流感等等，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艾滋病，是从非洲野猴体内一种病毒演化而来。新冠肺炎初起，怀疑是蝙蝠；十几年前的“非典”，怀疑是果子狸。

疾病通过动物到达人类身体后，又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有的人群可以幸免，有的人群则坠入噩梦。从这一角度来看，瘟疫甚于枪炮。

数据表明，病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北美洲印第安人实际的人数可能高达 2000 万左右，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印第安人口减少了 95%！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成为印第安人的杀手。

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非洲南部的民族，这些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殖民者带去的病菌，使上述土著累计死亡率在 50～100% 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引起的疾病比死于战斗的还要多：

人类最大的一次流感（1918-1920西班牙大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了至少几千万人。一战也被称为瘟疫结束的战争。

城市的出现，使人口更加密集、交通更加便捷、世界贸易更为频繁，这都为瘟疫的流行推波助澜。

进入 21世纪，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疫苗的普及，虽然不时有瘟病流行，但都能应对，于是有不少人将瘟疫视为“古老的过去”。

老文想：即使十九年前的“非典”，许多亲历者已忘即。

当前的新冠肺炎以其惊人的规模给人类上了深刻一课。

在世纪瘟疫面前，我们看到二战后建立的文明秩序正在受到冲击：最发达的国家刻意污名化病毒，为争夺医疗资源而怒目相向，党争加剧并挑起民族之间的敌视，阴谋论成为疫情的伴生品，大规模失业使经济社会动荡，疫情引发全球世界冲突的风险陡增，民粹主义情绪可能与病菌一样全球大流行，全球化进程被打断——

更大的是文明的冲突，是人命关天的人本思想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对待。更有甚至，有不少发达国家明里暗里视瘟情为消灭过剩人口的手段。

老文想起多年前看的电影《卡萨德拉大桥》，电影描述三名神秘人物袭击美国秘密存放肺鼠疫病毒的实验室，袭击者被发现并与警卫在实验室内发生枪战，盛放病毒的容器被子弹打破，带着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辆从日内瓦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列车上1000多人受到这种能在空气中传播的病毒威胁，所有西欧国家都不允许这辆带着美国人所制造的瘟疫的列车在本国停留，并且列车的门窗已被焊死。

列车接到命令驶往波兰境内卡萨德拉大桥对面的隔离区，卡萨德拉大桥由于年久失修，早被当地人认定将倒塌。车上的洽伯伦大夫组织车上的乘客战胜了带着武器“保护”他们的部队战士，但列车前几截冲向了卡萨德拉大桥，惨叫声、爆炸声震耳欲聋，后几截车厢的幸存者匆忙下车逃命……

现在看来，可以将全车人集中治疗，不用采取摧毁的办法，但在西方人看来，集中治疗也不可以，这是侵犯人身自由的，每一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不难想象结局，幸存者们逃避四方会感染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

每一次瘟疫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创伤，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生存下来，可是时过不久瘟疫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人类注定要瘟疫长期共存。

美国的瘟情导致死亡人数即将一百万，由于中国人口比美国多四倍，虽然中美土地面积差不多，但美国宜人地区比中国大的多，因此中国人口密度比美国大的多，如果按照他们的对抗瘟情的办法做，死亡人数可能不是美国的四倍而是的十倍左右，这是多么使人恐怖的数字！

我们在没有美国医疗发达的情况下，采取了清零政策死亡不到五千人。当初除下决心封闭一个二三千万人的、处于交通要道的特大城市，特别是在大年前夕，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即将到来，需要多大的魂力！

对比之下，许多国家防疫措施反反复复，就是被少数人的要“自由”所邦架，并被政客所利用，导到瘟疫反反复复大流传。还站在道德高点上指责我们不自由，说我们是口罩国。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我们的自由比他们多，特殊情况下，大家都戴口罩，是互不伤害，心里放心，这不比互相伤害的现实更让人自由么？

疫情是伴随人类活动规模的扩大而大流行的，因此，限制人们的活动范围即限制人们的自由成为首要措施。

此次疫情，使人们深深思考的方面很多，但首要的是思考自由。

自由是什么？自由的含义众多，据说有二百多种。

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说：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自由不是放任，而是约束、是责任。自由是不伤害人，也是不被人伤害。

深入说，就长了。自由是相对的，但是在西方把持的话语下，自由已成绝对的了。

羑河记事系列均为原创

2022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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