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第一辆车,是上世纪90 年代初父亲给我买的“飞鸽”自行车。
那年元宵节刚过,我便去了县城,这是我师范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课程已快修完,接下来的事就是实习,毕业考试,等待分配。因为县城没有有权势的亲戚朋友,毕业后一定会到乡村小学任教,所以我就把实习地选在了我的母校。
正月十五晚上,吃过元宵,临睡前,父亲把一大摞紧裹的十元钞票塞给我,说:“这是350 块,马上就实习了,去买辆单车,免得每天来回走一二十里路,以后工作了也用得着,余下的就是路费和生活费,记得添身衣服,别太寒碜……”
第二天清晨,我用手帕把浸有父亲汗渍的钱包好放进贴身衣袋,一路疾走,到了镇上,赶上了去县城的早班车。
一个寒假的分别,让同学们倍感亲切。空落的宿舍一下子又热闹起来,大家纷纷谈论自己的实习学校,将来大概要去的地方。趁课余闲暇,我邀约同学去看自行车,上海的“凤凰”“永久”,都要300 元出頭,最后又问了天津的“飞鸽”,290 元。好说歹说,卖家答应少5 元钱。
提车时,临近晌午,我又说:“咱是农村来的穷学生,总得少趟进城的路费吧?”
“学生,还少?算了,280 元给你!”老板皱着眉头,不爽,却也答应了。
我赶紧掏出裹在内衣里带着体温的钱,生怕人家变卦,也没检查车况,付了款就骑上车飞奔而去,连父亲叫我买套新衣的叮嘱也忘了。其实,我是想买的,我刚交了女友,虚荣心令我渴望自己外表光鲜一些,尽管家庭条件不允许我奢华,姑娘看中的可能也是我的内在。
骑上自行车的感觉真好!公路是土路,崎岖颠簸,弯弯拐拐,大车经过时扬起一身灰尘,遇长上坡还要下来推车。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也不感到饿,一口气就骑行了两个多小时。
快到家时,车前胎居然瘪了,搞不明白是车胎本身有问题还是路上扎了钉子,推了约莫半小时车,回到家已到下午三点。
母亲赶忙给我煮荷包蛋面,父亲端详抚摸了“飞鸽”好一阵子,又提桶水将车子洗净,抹干,补车胎。待我狼吞虎咽吃过饭,天色已暗淡下来。
实习三个月,我每天骑着“飞鸽”,早上去,中午回,下午去,傍晚回,一天四趟,都在父亲的目送中离开家,在他的凝望中回到家。我内心充盈。
毕业分配,没多大悬念,我去了母校任教,有了一间逼仄的旧穿斗房寝室,我就每周末才回家了。骑回去时是空车,来时“飞鸽”后架上多了背篼,装满父母给的蔬菜、禽蛋、猪肉……
几年后,我结婚了,差不多一两个月才骑车回去一趟。
后来,公路边摩托车拉客的人渐多,我就不骑自行车了。回老家,搭乘摩的既省力,又快,也花不了几个钱。那辆破旧的“飞鸽”被我扔在了角落,锈迹斑斑,孤苦伶仃。家中女眷嫌它碍事,竟当废品卖给了收破烂的小贩。一天,父亲赶场来我家,发现自行车没了,沉默许久,才无奈地说:“去了也罢!”
教书七年,我离开乡下,进城工作了。
县城路好,上班也近,步行不过十来分钟,走路权当锻炼身体。后来,我买了辆踏板摩托,还骑回过老家。也买过轻便自行车,主要是让孩子骑着玩,上学用。
父亲多次来县城,拎着给我带的大包小包的东西,负重的他不仅身矮,且背如弯弓。在镇上搭车或坐车碰到熟人,打招呼时他总会高声说:“进城啊,到儿子那里去!”
只是没有料到,他花甲后两年,竟罹患了肺癌。
治病的过程既残酷又痛苦,化疗,放疗,都没能阻止病情的恶化。他肥胖的身体很快消瘦下来,那曾经壮实的身板,却如儿童般弱小,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坐板凳都屁股疼,他受不了时会小声呻吟。我有时帮他按摩下,这丝毫不能减轻他的苦痛,他依旧呻吟,呻吟。我感到了命运的残酷,即便是父亲这样善良的人,毕竟也是一具肉身,也怕病苦,也怕疼。一转身,我哭了。
临终前一星期,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做人要周正啊!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母亲,她没读过书,却是这世上最好的人!哎,都怪我命不长啊……”这一声叹,像一记重锤,锤得我身心俱痛。
昏迷几天后,父亲去世,我心中大恸,但我没有哭出声来。我平静地点响鞭炮,为他穿好老衣,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报丧。之后是联系人选墓地,接待前来凭吊的亲戚、族人,赔着笑脸,说着感激的话,一切都处理得有条不紊。待父亲入土,看到眼前垒起一座新鲜的坟茔,我才猛然意识到,父亲真的没了!被压抑的痛苦瞬间涌上心头,我一下子扑倒在地,放声号啕。
父亲离开后没几年,我买了轿车。我多想载着年迈的父亲,到远方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可惜,我只能常常开着小车,去乡下那长满杂草的坟茔看望他老人家了。
天不救赎!父亲年仅63 岁就逝去,我没能回报他一星半点恩情。是他作为一个农村人,每日劳碌奔波,以一种近乎自虐的付出,才把我培养为一名城市人。这让我愧疚难当。所以,当我在小县城有了些微职务和文名之后,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曾在父亲的坟茔上,把我出的书一页一页撕下来烧,火光映照下,我又看到了他那张熟悉的黝黑、憨厚、木讷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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