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 年代,父母在东排子、骑下、河背三处承包地上种下了几亩甘蔗,每年都会有十多吨甘蔗卖往县城的糖厂。结账后,父亲既能拿到现金,又能领回一两袋白糖。白花花的蔗糖一领回家,那种喜悦的气氛洋溢在每个家人脸上,显然,这是父母平日里众多梦想中的一个。
在冬季砍甘蔗时遇上寒风凛冽、细雨淋淋的鬼天气是很正常的,身在其中哪个人会不认为砍甘蔗是件苦差事呢?尽管心不甘情不愿,最终还是被父亲带到了东排子的蔗田,加入了父亲请来的二三十个村民帮忙砍甘蔗的行列。
每到冬季砍甘蔗时,蔗农们都有一种又喜又忧的心情,喜的是有了收成,忧的是装蔗的司机难请。糖厂派来的司机很有主动权,他想装谁家的就装谁家的,他说什么时候装就什么时候装,他定在哪里装就在哪里装,弄得蔗农都把司机当作座上宾,好烟好酒、好茶好菜地伺候着,司机离屋时还得让他捎带些花生、鸡蛋、红薯、芋子等土特产。父亲是位老党员,做人做事板板正正,甘蔗砍好后他常认为司机必然会帮我们家装的,迟两三天无关紧要。可是母亲不这样看,她就要把甘蔗快手快势装走心里才踏实。
有一年,父亲把从河背砍回来的三四吨甘蔗堆放在了塘尾子,把东排子、骑下砍下的十几吨甘蔗堆放在了国道边,塘尾子离国道还有两里多路遠。父亲一跟装甘蔗的司机说,司机就急忙摇头不装,说很分散。父亲与司机们拗了几天,没一个司机肯来装甘蔗。为这事,一天晚上,父母亲又吵了起来。看到父母亲吵得厉害,我就独自作了个决定:把塘尾子的甘蔗搬到国道边去。
待父母亲睡下后,我叫上小荣、瑞生两个发小,借上瑞生家的双轮板车,开始把堆放在塘尾子的甘蔗一趟趟地往国道边上运。
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我们起初是有说有笑地把四五捆甘蔗往车上装,那甘蔗至少每捆都有七八十斤重,轻轻松松地运过去。推着空车往回走时,我们还唱起“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连塘”的童谣。真是一路欢歌一路笑,引得屋檐下即将睡去的狗们也精神抖擞地亮出阵阵吠声,让一个夜晚久久不得平息。我们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没有很足的力道,搬到后半夜,我们的力气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不仅车上装的甘蔗越来越少,就连一个根本不算坡的坡也会耗去我们不少的体力,简直是寸步难行,于是就把车子上的甘蔗直接搬几捆下来,待车子上去后,我们再把甘蔗搬到车上,然后继续往前。天快亮时,我们已经累得不成人样了,虽然浑身酸痛,但我们没有放弃,终于把那堆甘蔗搬到了国道边,与从东排子、骑下砍下的甘蔗共同堆放在了一起。
巧的是我们刚搬完甘蔗,一辆东风牌拖车亮着灯光就来装甘蔗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司机一下车,双手哈着气问我们:“这是谁家的?快去叫人装车。”我再次鼓起劲踏着露水一溜烟地跑回了家,急促地告诉父母亲,装甘蔗的车来了。父母亲知道我们连夜把甘蔗搬拢后,脸上的愁容立马散去。
父亲看了我一眼,带着赞许的目光从我身边走过,忙着出门喊人把甘蔗装车。而母亲对我留下一句“锅里有炒的花生”后,直直地进了菜园,开始准备大伙的早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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