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军散文三章

地铺
我家在农村，那个年代，排行第二的父亲和两个叔父随爷爷举家南迁，大伯留守老家。每逢假期，我们五六个小辈便拥携着去大伯家“看暑”“问寒”。大伯家的房屋并不宽敞，堂哥堂姐住着尚嫌拥挤，大伯大妈便在棚楼上打一长长的地铺安顿我们，这地铺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或翻筋斗，或角力摔跤，或做骑马游戏，不至筋疲力尽，决不罢休。闹得凶时，大妈便拖着臃肿的身躯爬上楼来制止。但这吓唬与我们的逗乐并不相干，大妈未至楼下，楼上便又是一片踢腾打斗，闹得天翻地覆。
岁月渐逝，稚子长成，当年的小兄弟们已然工作在天南地北，难有再聚之时，于是，对童年关于地铺的回忆便成了一缕幽香，时时抚慰着都市里浮躁的心。
在都市里生活，自然有其优越之处，但也有着局促与尴尬。朋友自远方来，乐则乐矣，住宿却扰人。借宿他家，打扰别人，于心不忍，住在宾馆又显得生分，就只好打地铺。女人们甜睡于卧室床上，男人则伸展于客厅地铺。也许是比较贴近自然的缘故吧，本来就少有隔膜的男人更是嘴上没了遮拦，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聊，说生活的艰辛，道处世的凶险，颂爱情永恒、友谊长青。平素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话尽倒出来，没了斯文，没了伪饰。说到心灵深处，或埋头痛哭，或纵声大笑，全都无须顾忌。以前的酸甜苦辣倒净了，今后的理想憧憬随之萌生。误会冰释，前嫌尽弃，地铺上晾晒着赤诚。各自的心底涌出一句话来：朋友就是朋友，无人可以替代。这时，地铺上浓浓的友谊就如一杯陈年佳酿，愈品咂愈醇香满口。
每年都要探亲，随着父母的日渐衰老，探亲便愈显郑重其事，常年率妻领子以归。父母知道儿子、儿媳在大城市生活惯了，吃要精雅，住要敞亮，就腾出房来，儿子住一间，儿媳、孙子住一间，老两口打地铺。冬天寒冷，火炉给儿子，夏日蚊虫叮咬，蚊帐罩了儿媳、孙子，晚辈若要自告奋勇睡地铺，父母是绝不会同意的：上年龄的人，又是生活在农村，惯了;你们身子骨嫩，抵抗力弱，睡床上好。冬天铺床棉絮在地上，裹一身棉被便呼呼睡去;夏日，垫张凉席在地板上，蒙块床单做蚊帐，也酣然入梦。次日清晨，见父母眼睛红肿，或感冒发烧，便知是昨晚没睡好。父母却嘿嘿一笑，老了，谁没有点毛病，咋也不咋得。就知道父母的爱好比一部大书，任儿女一辈子也翻阅不完。
而今，都市的住宿条件愈来愈现代化，愈来愈豪华舒适，但对地铺的怀念却像是夏日的韭菜，日夜疯长，久久难忘。
猪娃爷
“爹，你要是不给我爷看病，我也不养活你。”孙子背着爷爷给父亲说。
猪娃爷病好了，圪蹴在场边，铜烟锅在地上磕掉烟灰，又续上一锅。“这孩子还是爱我。”他的裤管已经挑到了膝盖，细瘦的小腿，似乎只有一根骨头，在着地的刹那，一双露着脚趾头的半胶鞋，把那截骨头接住，免得插到土里去。
猪娃爷家修了四间宽敞的两层半楼房。在陕南，两层楼住人，最顶的半层，一是用来隔热隔冷，二是用来放粮食、放柴草。这半层是乡人的生活用品展览馆。房修好后，猪娃爷给儿子说：“你们住一楼，孙子住二楼。”儿子说：“你们的房间也安顿在二楼。”猪娃爷说：“都说好了，我们给你姨家看房去。”
姨家的房子距离自家楼房二百米，是已经久居大城市的姨在村里的老宅子，房檐塌了半边。“房不住人，烂得快，有烟火熏着，你姨一家回来就有落脚的地儿。”猪娃爷老两口把锅灶打扫了，搬了几捆稻草，老宅子里起了炊烟。
猪娃爷七十岁，猪娃婆六十八岁。猪娃婆早起，灶膛里塞几团稻草，烟从每一片青瓦的缝隙袅袅而出，猪娃爷就能端上一碗喷香的白米粥。猪娃爷吃得最多的饭是米粥，或者是一碗机器挂面。下饭菜是从堂屋那口大缸里捞出来的浆水菜，有时凉拌，有时油炒。如果是周末，猪娃爷会起来得比较早，等我在场边瓜藤架子边刷牙的时候，他已经骑车从外面回来了。
周末，孙子歇学，猪娃爷老两口会炖肉。猪娃爷把门槛抽掉，推出那辆用了十几年的二八飞鸽自行车。车子断了的辐条和好的辐条扭着缠在一起;车铃盖子早没有了，但拨动小锤的弹簧还是可以碰出铃声;车链护板也不见了，一条循环的铁链，干巴巴地链接着大小两个轮盘;两个轮盘转动起两个没有泥瓦的车轱辘。猪娃爷推着车子跑几步，把身子甩上车座，手紧紧握住没有了车刹的把柄。车子晃晃悠悠地飘向镇上。
虽然东倒西歪，猪娃爷却从没在越来越密集的车流里出过事。他躲着各种车辆，各种车辆也给了自行车足够的重视。到了镇上，他把自行车往路边的树上一靠，嘴里叼上烟锅，手背在身后，裤管挑在膝盖，笑眯眯地去肉摊子买肉。“就要这疙瘩，肉瓷实。”猪娃爷指着蹄包部位，眼睛盯着师傅下刀。“你咋割的？把肥膘去了，我孙子吃的，就要纯瘦的！”这时候，猪娃爷一脸严肃，等到瘦肉拴上绳，沉甸甸提在了手上，脸上才又恢复了笑眯眯的样子。回到车边的这一段路上，猪娃爷会反复地观察这一吊肉，确认没被师傅偷摸夹杂半星儿肥膘或者骨头渣渣。
他歪歪扭扭地骑上车子，挂在车头的肉甩来荡去，使车子扭得越发厉害。回到场边，在车子要倒的时候，猪娃爷慌忙地跳下来，随着车子跑一段，把自己和车子稳住，这时候，车子往往已经“咣”地怼在墙上了。“车好骑得很，就是越来越没劲道了。”猪娃爷把肉往老婆子手里一塞，“煮好，别放菜，孙子一会儿就过来了。”自己则圪蹴下来，沟子搁在脚后跟上，裤管高挑着，喘气，抽烟。
孙子又一次把猪娃爷背着，哭着向正在发动汽车的父亲喊：“爹，你要是不给我爷看病，我也不养活你。”那一次，猪娃爷走了，他的自行车靠在老宅子墙根，很长一段时间，猪娃婆靠着它晒太阳、打瞌睡。
那些小人物
二○○三年，我去昆明出差，顺便去参观昆明世博园。因为工作完才去，到时已快闭馆，园内游人很少。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偌大的園区，各个展馆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没有人挤人的烦恼和嘈杂，倒也清闲。春城的世博园，花的海洋，馆的世界，驰目骋怀，心旷神怡。
从一个展馆出来，漫步到了新疆馆。突然，音乐就响了起来。不是那种大喇叭，而是手提录音机里放的卡带。在浓郁的新疆风里旋转出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在场馆前跳起新疆民族舞。
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啦
西瓜呀大又甜呀
那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啊
两只眼睛真漂亮
姑娘随着音乐，翩翩而舞。她的脖子灵巧地扭动着，展示出新疆舞的独特与热情，眉目传韵，神情专注。
因为观众只有我一个，而我又是害羞的，经受不了新疆舞蹈的热情火辣，加之天色不早，还有很多场馆要看，就匆匆向旁边走去。我已经走出一段距离，即将进入另外一个场馆了，那音乐才停下来。回头望去，跳舞的姑娘两手捏着裙摆，低首向我远远鞠了一躬，进馆去了。
原来她是驻新疆馆的接待人员。
十几年了，她那种不忽略、不敷衍一位观众的认真，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也让我为当年没有向她还礼而深深自责。
《一个人的朝圣》里有一个片段：教堂前，穿着脏兮兮的老人为陌生的人们表演舞蹈。不知不觉，观众只剩下了哈罗德一个人。老人跳完，丢下手中的毯子，微微鞠一躬，指尖轻轻扫了一下地面，他郑重地向哈罗德，他唯一的观众致谢。
面对唯一的观众，老人也没有懈怠他的舞蹈、慢待他的观众。
还有一件事。有一位朋友是电影导演，一次和他去看电影，电影画面结束，影厅灯光打亮，大家站起身，熙熙攘攘地朝出口走去。我也站起来，座位椅面哐当一声落下去。同事伸手把我一拉：“坐下。”看看挤向门口的人流，我重又坐了下来。片尾的音乐一直忧郁地响着，字幕一页一页地翻卷。直到银幕上什么也没有了，朋友才站起来说：“这下看完了，咱们走。”
我笑他说：“电影早完了，你看只剩咱两个啦。”他很严肃地说：“他们没看完，咱俩看完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制作了这部电影吗？”他问我。
“導演、主演、编剧……”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有名有姓的工作人员有三百五十八位。”他说。
我一下子惊奇起来。看电影，除了导演、男女主角、编剧等，谁还关注其他工作人员啊。
“是啊，大家都是这么看电影的。可是这些工作人员少一个，电影就有可能在某处出现瑕疵甚至断链。”他向我介绍了诸如场记、剧务、机械员、场工、勤杂等工作人员的职责和他们在电影制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一部电影来说，导演、男女主角、编剧等的确不可缺少，但是，其他工作人员也是电影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影里露脸的就那几个人，而他们的背后，是一大群做着平凡工作的小人物。他们也是默默的无名英雄。“看完电影，是对他们起码的尊重，不是吗？”朋友说。
何尝不是呢？在生活里，我们常常只看到了少数人表面的风光，却很少去关注风光背后的人和故事。没有这些小人物的敬业和专注，没有他们的平凡和付出，也就不会有伟大和美好诞生。
作者简介：吕志军，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奔流》《西部散文选刊》《延河》等刊物发表新闻和文学作品近百万字。著有小说集《风过窄门》《寒冷的夏》、散文集《温暖的窗》。作品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