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背后是经济。目前，西方国家还会在很长时间保持其经济的发达，因此西方推销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还占据话语霸权的。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还要靠非西方国家的经济说话，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因为经济上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锲而不舍的长期发展经济，因此这也 -->
羑河纪事二七八
文生
老文经过一番思考，认为阿罗不可能现象说明票选制不可能选出最好方案和人，并不能完全说服人，必须对选举过程作出解剖，了解它是如何运行的。学生时代学过《竞选州长》，是文艺作品，反映的是竞选中互相攻讦、造谣诬蔑的现象，认为一个正直的人是不适合加选举的。政论文对此进一步剖析。
一般来说，票选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典型，老思他们崇拜就是一人一票，其实西方大多是议会投票制，只有美国和法国是一人一票，但严格说来，美国也不是一人一票，法国是半总统制，政府首脑还是议会中占优势的党派决定的，于是法国经常出现总统总理分居不同党派的情况。
说到底，国家采用什么体制运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前提是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一旦失灵，能及时改进，避免暴力使社会恢复运转正常。不幸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常靠暴力使社会恢复运转正常，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暴力使帝国从失序走向秩序再走向失序的循环史。
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虽然经过无数经济危机，但因为政府能及时更换，新思想及时采用，以及经济危机的锅能甩出去，危机都能平安度过去。中国传统制度由于不能及时更换统治者和思想观念，只好用暴力手段解决。
人们常用二战前选择出希特勒来说明民主选举的失灵，其实早在议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初期，就产生了民主选举的异化结果：法国大革命三年之后就走向了君权复辟，而君主是选举出来的。
美丽国式的选举让不少人膜拜，川普虽然已下台，但江东子弟心尤在，等着下次杀个回马枪。川普虽然在台下，但其政策仍然执行中，只不过新执政者执行时多了诡道。也说明两党并无多大区别。
当年川普当选后，不少媒体戏称这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意思是，一、川普当选和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雷同。二，为何川普能当选？答案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于是老文查阅相关资料、专家解读。
“雾月十八日” ，一是指的是1799年11月9日（法兰西共和国历的雾月十八日），一是指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日子，法国大革命就此终结。二是指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政变，终结第二共和国，走向君主专制复辟，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激进的1848法国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走到了君权复辟的局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这是各个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生产者）、无产阶级、小农、流氓无产者（没有正式营生的社会边缘人）的代表者与议会众多议员在政治互动过程中的结局。
在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后，无产阶级发现，如果不采取极端行动，新的共和国政权势必被资产阶级主导，于是发动“六月起义”，但失败了，处于低潮的工人阶级只能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代表，当社会民主党向秩序党妥协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只能听之任之。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与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分不开。在波拿巴的暗中帮助下，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通过以“立法议会”取代了之前的立宪议会，将政治主导权夺了过来。又通过武力镇压、撤销普选权等一系列斗争手段，秩序党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看起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
这时，一直被看做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为巩固自身权力，与秩序党所控制的议会开始直接交锋。
秩序党主导的议会在波拿巴的不断挑衅面前无所适从、步步退缩。最终，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了议会、废除了1848宪法，第二共和国宣告终结，波拿巴称帝，王朝复辟。
后来许多国家法律授予国家领导人可以解散议会、提议修改宪法的权力，类似波拿巴的行为，不用戴上“政变”的帽子了。
波拿巴现象值得深思：对各股政治力量，我们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波拿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左右逢源，争取到各个阶级的支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指出：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这就是说，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议会中的议员，代表着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但总统代表“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机器。总统候选人需要声称自己代表广泛的“人民”，避免给选民留下“某个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印象——正因为波拿巴以不是任何阶级政治代表的面目出现，才能得到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当选总统。
在波拿巴面前，议会为何如此软弱？这表明议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机构存在问题。
秩序党议员们要捍卫自身的政治利益、扩大手中的权力，就要维护议会制度，与波拿巴对抗。然而秩序党背后的大资本家们，却出于对政治稳定下赚钱做生意的需要、对强大国家机器的压制无产阶级的渴求，选择了支持波拿巴。于是，议会中的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形成所谓的“代表性危机”。
在“代表性危机”之下，这些代表们要么顺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么彻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斗争。秩序党人要维护自身权利，就得在“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同时，寻求其他阶级的支持扩大自己的民意基础。但秩序党议员们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义上的“阶级代表性”之间挣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之下无所适从，最终被其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抛弃。
理论上讲，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问题是，这些政治代表也有自身的政治利益，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群体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可是在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群体利益无法统一，导致了“代表性危机”产生。
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而失去该群体的支持，该政客自身政治利益也越不容易保持，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要想不犯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更大的支持基础。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政党也是这样，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将自己打扮成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政党还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收编其它党派，扩大自己的民意，同时将潜在竞争党派扼杀在萌芽中（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如英国工党）；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来动员、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
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和“由波拿巴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雾月十八日》指出：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
波拿巴式政权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坐拥多个群体的支持，选民基础广泛，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也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事实上，波拿巴称帝，没有伤害大资本的利益、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雾月十八日》的分析表明，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上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已代表“人民”，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资产阶级政权更加安全。于是，每到大选时，大资本寻找、扶持波拿巴式的人作为候选人，经过一人一票的形式，体现其“人民性。”
今天的总统选举，最终往往是波拿巴式人物参选并参选到最后。在2016年、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川普，还是希拉里、拜登，都宣称自己代表 “人民”的声音，他们背后的选民构成，也的确十分多样。支持川普的群体，囊括了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而支持希拉里、拜登的群体，涵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穷人、工会、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新兴资本。
川普的反精英姿态，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而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如希拉里、拜登），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
川普的过人之处在于，利用“他自身是资本家” 说服（“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选民，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成为他的死忠粉，大闹美国国会的就是这样的人。
川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这和川普竞选时的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但是拥护川普的选民还是坚信他不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川普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很多人不会看成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是看成是川普个人执政问题，或者是其民粹主义问题。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打破国家机器的固化，在于领导人能定期更迭，定期任职制是领导人和平更迭的好办法，避免了政变的流血。
现实中，“三权分立”展现了它的局限：议会方面，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因“代表性危机”的存在，很容易沦为无关紧要的“辩论俱乐部”，或者致力于为反对而反对，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运转。立法方面，总统有权否定议会通过的法案，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否定议会通过的法律，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英美实行判例法，实际上法官才是立法者。这样，大资产者只要在暗中支持心仪的候选人，那怕候选人曾声嘶力竭地骂过他们，他们就可假借当选者之手可操纵国家。在选举方式上，让候选人只能根据其筹到的政治献金情况决定参选到何种程度，这样，人们虽然一人一票选举执政者，实际上无法让执政者实现自己的意思：“过上美好的生活。”因为投票者不是自己的金主，只是选举日投了自己一张票而已。
相比之下，政治老油条拜登比政治素人川普更适合大资产者的要求，于是他们通过政治献金，甚至关闭川普的网络来支持拜登。拜登上台后，继续执行的川普的政策，但更巧妙。这也是选举能纠错的表现。其实两党穿的是一条裤子，只不过看起来颜色有所不同，都是有维护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权分立名义是互相制约，践行作主，实际上已经异化，沦为专制。但盲目崇拜者并不了解实情，沉迷于“程序民主”中不能自拔。推手们也不希望盲目崇拜者了解更多。
想了这么多，老文想拉老思一把，但不能确定是否说服老思，甚至老思能不能听进也难说。国家还穷，他们个人命运多少有点不顺，于是他们认为穷和不顺的根子在体制上，这使他们固执地坚守自己的信念。
意识形态的背后是经济。目前，西方国家还会在很长时间保持其经济的发达，因此西方推销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还占据话语霸权的。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还要靠非西方国家的经济说话，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因为经济上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锲而不舍的长期发展经济，因此这也确定了许多人观念更新是艰难性的、是长期性的。
羑河纪事系列均为原创
202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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