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丑

家丑 ——名人家事是传记，凡人家事是家丑，岁月变迁，家丑终将沉淀为心底最温馨的记忆！ -->　　　　　　　　

家丑

——名人家事是传记，凡人家事是家丑，岁月变迁，家丑终将沉淀为心底最温馨的记忆！

（一）

闲来无事，老父亲让我整理旧照片，人生真是一眨眼的功夫，看着一些比我还老的照片感慨万千，静静地回想，大脑深处最早的记忆是何地何时何事？怕是旧居窗外的一棵桂花树，那应该是两三岁左右记忆吧。

1964年父亲从区里调任县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一家八囗从乡下迁居县城。据哥哥说一家八口是步行从乡下来到县城的，走走停停行了三十多里。当时上有三位姐姐一位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刚刚出生，分别是54年大姐，55年双胞胎姐姐，58年哥哥，62年我，64年妹妹。据说56年、60年还分别有两位姐姐，幼时夭折。父母的生育能力真是杠杠的。上面三位姐姐出生时，国家还是实行供给制（父母都是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土改干部，配了三个保姆，大姐的保姆是住家的，二姐三姐是寄养在保姆家到了四、五岁才回到家的。二姐回来时，在家待了一天，就抱着带来的衣物吵着要回乡下的家，要不是因为二姐保姆的丈夫被打成坏分子，也许母亲就真的把她送回去了，那又会是另外的一种人生了。二姐三姐一直和保姆保持着至亲的关系至今，亲逾母亲，这是母亲在世时一直耿耿于怀的）我们一家在县政府宿舍过渡了一段时间，宿舍的走廊外面是一块空地，种了好些梧桐树，金黄色的落叶会铺满一地，几个月后我们搬入了新家。

新家位于县政府大门正对的一条百米直街的尽头，原是一个财主家的庄园，县政府办公地历史更加久远，是清末的县衙，大门口还保留着威严高大的石碑石柱。庄园临街的入口是两扇包着铁皮的厚实木门，上面有两个黄灿灿的兽头拉环，一推开门会吱吱作响，在小孩听来，那声音好恐怖。进门是五六级朝下的青石阶梯，下了阶梯，是个大院子，青石道尽头有一排瓦房就是我们的新家。

庄园是当时的县委家属院，在我们之前，已经住了好多家，更早的、职位更高的都住在正院里，那是一栋两层的木石建筑，有一个大天井，天井的三面是游廊分列着一些房间，一面是大厅，大厅背后有一座石栏杆围就的鱼池，在小孩的眼里，鱼池好深，扒着石栏杆的间隙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青绿色的水里游动着的金色鲤鱼。大厅天花板的中央有一段铁链子垂下来，一些大孩子说是地主老爷用来吊着打人用的，现在想来应该是固定水晶吊灯之类用的吧。二楼没人住，年久失修楼板上积有厚厚的灰尘，熊孩子们经常从东边楼梯上，咚咚咚的一阵风似的跑过从西边楼梯下，扬起一阵飞尘。中间有几个空房间漆黑的，有时会听到野猫叫。我们住的房子是在花园里，可能是管家或者什么人住的，坐南朝北，进门是厅堂，左右两边厢房，在我们之前，右边已经住了一家，是父亲的一个下属。

我们搬入后，俩家相安无事。我们这边好像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房间很深，窗子不大，窗子外面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起码有百年以上了吧，黢黑粗糙的树干一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秋天满树芳华，香气四溢飘送到几条街外。室内光线不是太好，已经不记得房间是怎么分配的了，只记得在有木窗棂的窗子下有一张竹床，站在床上踮起脚我刚好可以看到窗外的院子，夏日西晒的阳光透过窗棂投射在室内，反映在地上的光影，随着时间会慢慢移动。父母上班，姐姐哥哥们上学，我和妹妹囚家，感受着投在脸上木窗棂的光影，想象自己是囚犯，看久了院子里的景观甚是无聊，便和妹妹玩说话的游戏，我说：“我是苍蝇”，妹妹说:“我是蚊子”（确实，苍蝇蚊子好多，窗外桂花树下就是我和妹妹的方便处，母亲在窗外墙下挂了块旧毛巾。每天固定时间，我们一蹲下，院子里一条大黑狗就在我们面前趴下，吐着舌头摇长尾巴，我们一起身，牠就用舌头打扫我们遗下的战场，我们用旧毛巾打扫自己的战扬）

“我是树叶”

“我也是树叶”

　　 “不行，要不一样的”

“那、那、那我是树”

“我是床”

“我是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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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看得到的东西都说了一遍，最后再找不到可以说的了。突然妹妹说:

“我是大便”

“我是屁”

哈哈哈！我们一起大笑着倒在竹床上。

院子里除了这一棵桂花树还有一些低矮的冬青树，稍大一点的孩子会折一些小树枝，围坐在青石凳上玩一种游戏，相互赢取对方手中的小树枝。院子西墙边有一扇小门，旁边有一棵老桑树，到了七月份结了满树桑椹，酸酸甜甜，小孩子会吃得满口黑牙，指尖也污染成紫黑色的了。

出了小门就是一大片菜园子，我们会在菜园子翻泥土和碎砖头，常常会有不期的收获，或是一些古铜钱或是几颗亮闪闪的小珠子，一次，意外地挖到一个青铜的小案桌，一寸来长，做工精致，许是从前哪位少爷什么玩具上的一个小配件，我很宝贝地把它珍藏在母亲梳妆镜的小盒子里，一直到搬了家才不见了。菜园子的西南角是一个公厕，应该是庄园原有的，已经破败，没有门，一次我正在菜叶子上捉小青虫，一抬头猛然看到一个妇人正蹲着如厕，下身黑黑的滴着血，吓得我哇的一声就往外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性教育。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进入菜园子了。

（二）

我开始上保育院了，姐姐哥哥上学，妹妹在家，由双胞胎姐姐隔天轮流在家看管，在老家的祖母说这么多女儿上什么学，不会留一个在家看孩子呀。母亲折中了一下，让双胞胎轮流上学，老师们也傻傻分辨不清，只是奇怪点名册怎么两个名字。母亲18岁就参加土改工作队了，不懂家务，父亲一直吃食堂，不管家务，所以家中大小事物都是大姐说了算，我们背后都叫她管家婆。

父亲当时工资72块，母亲呢，说来话长，参加工作（当时叫参加革命）后，一直风风火火，母亲身高170左右，这在当时女同志中可谓鹤立鸡群，穿一身列宁装，腰扎皮带，斜插一把小手枪，剪一头短发，扣一顶军帽，英姿飒爽。母亲工作能力强，个性也强，16岁时，从小订的娃娃亲第一次上门，母亲见了面，执意不从，外祖父棒喝，母亲反身扣门，铰了头发就跑到山上的尼姑庵，呆了一个多月，被外祖母劝回家，婚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母亲第一次成功的抗战。1949年春，县城一解放，母亲便瞒着家人，跑到县城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当时外祖父刚刚病逝，外祖母摇摇头:这一匹野马，随她去吧。当时还有很多国民党残余，抄匪反霸是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一天，母亲和一位南下的工作队队长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半道上，队长让母亲回程去取拉下的文件，还没回到村子，那边队长就被半道埋伏的土匪给截了，枪战之后牺牲了。母亲和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我们都很后怕，如果没有那份文件就没有我们了呢。

每到一个村子就要开村民大会，有一个村子有一位清末秀才，非常不配合工作，工作组的人去了都要被骂哭。工作很难开展，母亲去了，还没坐下，就看见一个花白山羊胡老头骂骂咧咧进来:

“嚯嚯！几个大老爷们都乖乖回去。来一个小姑娘，我看看有什么三头六臂”

“哪有三头六臂啊”母亲笑笑:“您请坐”

“坐什么坐！”老头上来就拍桌子:“你到村子里问问，活了几十年谁敢说我坏，我做的事都是对的我说的话就是道理！”

“您说的我都相信，几十年一直到这一刻你做的都是对的，都是讲道理的。但现在这一刻您做的不对，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您一上来就拍桌子，您说您做的对不对？”

老头瞪着眼睛就不说话了。母亲说起这一切时我们都在心里暗暗佩服，哇，妈就像书里写的女英雄。父亲在一旁不以为然。母亲就冲着他说:“说说你的呀说说你的呀”，父亲就拿起书走开了。

土改结束后母亲先是在县妇联上班，后来又到染织厂做厂长，58年下到人民公社担任社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母亲总是保持个人意见，与大氛围格格不入，工作处处受阻，加之家庭、孩子的拖累，遂提出退职，当时县委主要领导极力劝阻，母亲去意已绝，于60年初办理了退职手续，领了九百多块退职金，这是家里最大的一笔存款，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用过，一直到79年，国家允许私人建房，成了家里建房的第一笔资金。退职以后，母亲参加了大学考试，被录取在高校工农干部班，按母亲的情况，国家规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可以带工资上学，但是由于退职一事与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有了介蒂，县里卡住了母亲的组织关系，坚持了一个学期，无奈退学，后又重新参加工作，成了淀粉厂的一名职工。

在保育院上了几个月的学，刚刚认识了老师同学，也学会了双手背在身后端端正正的坐着，突然就不好好在教室里听故事唱歌了，集中在礼堂，大班的几个大同学用剪刀将跪着的一位童姓的女院长的头发剪了，然后就不上学了，重新在家待着。十三岁的大姐回家说要和同学坐火车去北京，心里好生羡慕，但父母坚决不让，硬从火车站把她带了回来，多年以后，大姐对此还耿耿于怀。父亲晚上也不回家了，以前是早出晚归，现在整天整天看不到他。有人在窗外的墙上贴了母亲的大字报:打倒革命的逃兵黄某某，姐姐们都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了。母亲回来呲啦呲啦撕得粉碎。原来父亲作为当权派被监禁了，关在政府大院里，不得回家，母亲也被单位赶回了家，母亲去看父亲，看守不让进，母亲执意往里冲，看守拦不住，在身后小声嘀咕:“这就是黄某某咿”，母亲回头说:“是，我就是黄某某，行得正站得直，如果我做了坏事，你来抓我好了”，母亲每天都去看父亲一次，担心他会被人打。后来每当父母争吵，母亲就会说，文化大革命时，你被关在里面，要不是我天天去看你，早就被人打死了。父亲就不做声了。

母亲总说父亲是享福的命，除了上班，家里什么事都不管，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买米，路上母亲背着妹妹，手里抱着一袋米，我呢，那天可能有什么无理要求没被满足，就是不走路，母亲就先抱着米往前走一段路，再回头抱我，一路接力，恰好父亲从身边过，却看都不看一眼，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就过去了。这是家里会被经常念叨的经典故事之一。是父亲不顾家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退休后买菜做饭都是父亲的分内事了，每天早上挎着竹篮子，不是提，是像妇人一样挎在手臂上，姐姐们看了都偷偷地笑，一些老同事也经常拿来打趣。

父亲虽然家是农村的，但家境还不错，从小上学，参加革命后先是担任区委书记，后在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打成当权派，复职后又担任过卫生局长、镇党委书记、最后在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一辈子在科级干部上转悠，退休了才被提成副县级。前几年哥哥翻看到父亲的档案，上面注明:此人不可重用！原来父亲在学生时代被学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的三清团！这一段被三清团的历史父亲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今年九十高龄的父亲这才清楚自己一辈子的仕途只能在原地打转的真正原因。

母亲没了工作，除了天天去看父亲一次，又捡起了本行:做裁缝！外祖母是个乡村裁缝，做的一手好衣服，母亲从小耳濡目染学的一门手艺，这时候就派上了大用场，成了我们一家真正的救命稻草。在家做了没两天，戴着红袖章的就来了，不让做，也不让街坊邻居来做。母亲就到远一些的城郊上门去做，早上去晚上回缝纫机就放在东家家里。家里大小事物就由三位姐姐做主，其实是大姐做“主”，双胞胎姐姐只是“做”。三位姐姐的关系很微妙，大姐一直随着父母在家长大，自有一份优越感，双胞胎姐姐在奶妈家长大，与父母会有点生分，加上父亲在家时间少，母亲对大家要求又严格，所以父母跟前，会有点怯，小时候家里都是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精确到分，吃了晚饭，母亲会说:“大家出去走走，十五分钟后回来”，于是六个便在大姐的带领下排着纵队出了门，然后就撒开了欢，到点就一个一个乖乖地回家。兄弟姐妹多了也会拉帮结派，私底下双胞胎姐姐同心同德，但一到场面上，二姐就和大姐统一战线了。按照现在的话说，二姐的情商高，母亲总说三位保姆，就数二姐的保姆聪明灵光，应了一句古话，喝谁奶就随谁，二姐从小处理人际关系就有一套。

那时候生活过得很清苦，家里的米总是不够吃，一把白盐用几片大蒜叶炒一炒就是下饭菜。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有一天母亲提前回家，撞到妹妹抓饭麸吃（早上熬稀饭，烧一大锅水，然后放一些米，熬到半熟，把大部分米捞上来，剩下的一点米继续熬成粥。捞上来的半生不熟的米就叫饭麸）母亲问:“是不是姐姐们不让你吃饱？”妹妹就哇的一声哭了，母亲就抱着妹妹一起哭了。

母亲每天晚上都回来的很晚，我们兄弟姐妹都吃过了，会给母亲留晚饭，母亲吃了，总会在锅里留下一些饭，让我们大家分了吃。有一天，母亲吃完了，双胞胎姐姐去洗碗刷锅，看到锅里又有一些米饭，就在厨房大声说:“锅里还有饭呢！”平常这时候，母亲就会说你们没吃饱的就分了吃。这天母亲不作声，事后母亲说她是故意的，看看大家会怎么样。双胞胎又说了:

“还有一些饭呢，都没法刷锅了”

“那你们就把饭倒了去吧”

“她让我们把饭倒了去呢”双胞胎在厨房小声嘟囔着。后来怎么样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一天一家大小都哭了。

秋天到了，街边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了，我和哥哥用细铁弯成雨伞柄状，去捡梧桐树叶，来到一家面前一个胖小子用水枪射我们，哥哥握拳作势，门里一个胖妇人走出来地恶狠狠瞪了我们一眼，拉回孩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冬天来了，家里没柴火了，母亲带我们去郊区砍柴，除了大姐在家看妹妹外，全家都出动了。母亲带我们早上出发，头天晚上姐姐们煎了一些小麦饼，权当午饭。从县城到郊区要经过一座木头的浮桥，然后沿着公路走一段，才上山，山上并没有太多的树更多的是一些枯萎的茅草，上面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霜花，闻到葱油饼的香气，我巴不得一下子到中午。

上山没多久哥哥就慌里慌张从山腰那边跑过来:

“妈，有人来了！”

“你们不要怕，不要作声，妈和他说”

山腰那边转过来一个黑衣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刀，姐姐们脸都吓白了。黑衣人一边过来一边喊:“你们干什么的！”原来是看林人。来到近前正当作势:“是你呀，黄同志，这么冷的天怎么带孩子上山？”母亲怔怔的看着他，“是我呀，某某村的呀，当年土改你住在我家里的啊，你快带着孩子到那边去，赶紧赶紧。这里等下会有人来，不要让人看见了”。

下山时，太阳都下山了，回程又经过那座浮桥，哥哥在前面跑跑跳跳，桥一晃，我手里用了一整天拔的一小捆茅草就掉到水里去了。

临近家属院，街道两边的街坊已经吃晚饭了，看到我们母女（子），有人站出来看，母亲交代我们别说话，我们静静地走过街道，寂静的街道上只听得到我们踢踏踢踏的脚步声，昏暗的街灯映着我们高高矮矮的身影拉长又缩短、又拉长又缩短，突然一位胖妇人上前来对母亲说:“黄同志，以后我们家的衣服都让你做”，一些平常不说话的街坊也上前和母亲打招呼，那一刻我好像看到母亲眼里有闪闪的光亮。

对门家的男主人突然死了，他是父亲单位造反派的小头目，在一次“武斗”（当时有文斗武斗之分）中意外死亡。女主人撕上门来，揪着母亲让赔她丈夫，说都是父亲害的，还好她婆婆知情达理，上前一边哭一边劝“曹同志、黄同志都是好人，不会害我们的，他自己都关在里面，我们不能冤枉人”，最后让我们家让出一个房间，给他男人做灵房。只有一个房间，一大家子确实挤不下，1969年底，我们一家搬离了家属大院。

那一个冬天特别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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