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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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蛋

“二蛋”，河南方言，意思是指蛮汉，行为粗野不计后果，脑子不够数的人，也有叫“愣头青”、“二百五”、“二杆子”、“二球”、“信球”等。豫北农村也有给孩子取小名“二蛋”的，认为贱名好养活，一般都是给第二个男孩子取的，含有宠爱之意。按以上意思，“二蛋”应该多是“江湖人士”，间或“草莽英雄”，而我今天要写的却是一位“官方人士”，正儿八经的党员干部——王生。

我认识王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刚毕业，在报社工作。我同屋的同事是个诗人，还是一个文友会的负责人，年底举行了一次20多名文友参加的聚餐会，非要我也参加。就在聚餐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王生。同事介绍，王生也是豫北农村人，但和我不同县，大学毕业到此地，现在家在市里，却在一个乡里当乡长，年龄比我大十七八岁。他们是通过采访认识的文友。他特别喜欢书法，后来知道主要临摹苏东坡的楷书，也是热情的文友，这次聚餐他做东。但有熟悉的文友私下说，他有点“二蛋”，说话有点“冲”，乡里的干部都怕他。但那天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没有丝毫这样的感觉，却我看他戴个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

以后两年没有见过面，还是一次采访我们进一步熟识了。那时，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我下县采访，到处都是“该扎（结扎）不扎，把房扒踏；该流（流产）不流，开拖拉机牵牛”的“大力度”。采访中，看到一个村通过种植葡萄树、致富，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的材料，感觉很有新闻点，就深入该村进行实地采访。中午吃饭时，王生却来了，人们亲切介绍“王书记”，原来这就个村属于他所在的乡，但他已经由乡长“升”了书记。但他们重点介绍的还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对这个村基本没提。回去后，我认真提炼，精心写作，不久就以《葡萄·人口·生育观念》为题写了通讯，发在头版头条。年底，这个乡成了县、市乃至省里的计划生育先进典型，王生出席了多次表彰会，还屡次发言报告。一天，他回到市里，打BP机（那时手机还不普及）约我吃饭，表示感谢。吃饭时，他说经常注意看我在报纸上的文章，并认为特别有新意。他还带来一篇乡里通讯员写的稿子，介绍乡里建食堂搞节约杜绝大吃大喝的事。稿子写的很一般，投到报社已经被弃之不用。我精心修改，又加了个引题“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结果被报纸二版头条采用，王生的乡又一次“暴得大名”。第二年，我结婚，和他住到同一个小区，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从此也更熟悉了。他还参加我们的文友会，经常挥毫泼墨。他的书法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在当地小有名气。

第一次深切感受他“二蛋”是两年后他提拔县委宣传部长的时候，有人告状，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他二话不说，抱着一堆药盒子就跑到组织部，说自己有性功能障碍，不可能有作风问题，结果也没影响提拔。事后，他告诉我，那段时间真有性功能障碍，现在好了，并说，都40多了，男人一过40岁，“那事”就淡了。当年，报社组织“夏季夺高产”的系列报道，派了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他所在的县采访。他的“二蛋”性格又一次爆发了，竟直接给总编打电话“告状”：“什么高材生，说话“之乎者也”，农村生活一窍不通，到田地里竟问“什么是畦”，老百姓都哈哈大笑。”点名要我去采写。我从另外一个县赶了过去，采写了一篇通讯《喜看稻菽千重浪》，还配发了宣传部一位通讯员的两副照片，发在头版头条。王生兴奋地把电话打到报社找我，并埋怨那位高材生“不适合干记者”。不久，那位高材生果真调离了记者岗位，编国际新闻去了。

又过了几年，王生的“官运”似乎特别好，到当地另一个最贫困的县当了县委书记，据说工作力度很大，说话、办事常常出人意料，“二蛋”书记就远近闻名了。当然，忙得文友会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市里正好选调年轻干部下贫困县帮扶，我报了名，恰巧被派到王生所在的县，虽说是市管干部，负责的是省垂直管理单位，但名正言顺的是他的下属，吃饭同在县委大院，更近距离地感受他的“二蛋”性格了。

一位副县长吃拿卡要，形象不好，王生把他派到北京半年抓信访，年底市里调整干部，又把他“推荐”回市里；一位党校的同学给他送礼，希望关照，他直接把礼金送到检察院，最后那位同学被判刑10年；一位乡长和书记不团结，王生问乡长，和书记那个官大，乡长如实回答“一般大”，立马被免职；一位垂直管理部门为了收费，卡住一家外资企业不办手续，王生没有任免权，却派纪委、检察院、审计局等单位集体进驻，非把负责人弄到“班房”不可，吓的那个部门马上为企业补办了相关手续，负责人也申请调走了；在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上，王生脱稿批评一家国企，政府投资几百万，不赚反亏，还不如一个“小姐”。总之，他的“光辉事迹”数不胜数，县里人私下“津津乐道”，称他“二蛋书记”。

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的父亲去世的早，母亲从几百里外老家来，竟是乘坐长途汽车来的；他的哥哥从老家来，要求给女儿找个工作，他一口否定，侄女只好到省城打工；那时县里流行跳交际舞，王生却一次都没参加过——我们很交心。一个星期天，他打电话要我开车拉他去看侄女，中午多喝了几杯酒。我劝他：“你一年安排那么多人，给侄女安排个工作吧，一句话的事。”他流泪了：“是啊，很好安排，但我不能。就我着性格、作风，不知多少人恨之入骨呢，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告状。可在这个贫困、落后县，要想迅速赶上去，不这样推动工作，行吗？”卸任后，果然有人写信告状到省里，甚至北京，说他有经济、生活作风等问题，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纯属诬告。事实上，经过他当书记五年多，这个贫困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排到全省的中游。

不久，我也调回了市里，不干记者了，当一名公务员。我和王生接触更多了。他的字写得也越来越多，还练起了宋徽宗的瘦金体，几年下来，“金挂银钩”颇有底蕴。他的侄女和丈夫在省城开了家饭店，就是他用瘦金体题的匾额。他退休后，我在小区经常见他陪母亲散步，抱孙子游戏，一副含饴弄孙、其乐融融的样子。有时免不了回忆过去，他总自嘲：“我“二蛋”了半辈子，累了，该好好歇歇了。”其实，我清楚，他说的“二蛋”就是赤地立新，或者标新立异，强力度的推进工作。但我一直认为，工作、处事、说话等的方式应该更加“和风细雨”。

今年春节，他的哥哥从老家来，他邀我陪客，无意中说起老家人都爱取小名，我问他小名。他哥哥哈哈大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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