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邱世友师
我读大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先秦文学。究其原因，是喜欢任课老师卢叔度先生。他是刚从系资料室解放出来的老“右派”，性豪爽，喜品藻，任诞简傲，恍若《世说新语》中人。我的毕业论文是由他指导的，那时一门心思就想考卢先生的研究生，可是，1982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当代文学两个专业招研究生。卢先生建议我报考批评史，他介绍说，导师黄海章、邱世友先生学问、人品都好，邱先生也是他的好友。那一年刚好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毕业了，报考的人很多，招生名额又极少，中大中文系只招四名。我的本科同学陈平原兄考上吴宏聪、陈则光先生的硕士，我和孙立则有幸成为黄海章、邱世友先生的开门弟子。黄海章先生当年已85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生。邱先生58岁，按当时的说法，仍属“中年”教师。
邱先生长得端方厚实，慈眉善目，一脸佛相，却不善言辞，迟缓的语言追不上跳跃的思维，往往造成表达上的断裂和空白，甚至有点小结巴。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我读到此语时，往往就联想到先生。先生专题课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龙》与词学，内容便是他已撰写或准备撰写的文章。刚一接触，内容颇感艰深难解，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习惯以课前预习、课后补习的方式，去弥补先生在讲课中的空白，竟大有所得。
1984年，我们硕士毕业，孙立兄留在中文系，我分到古文献所，都在先生身边工作，被人戏称为邱公的“哼哈二将”，这大概也是先生感到得意的。这一年，他刚好60岁。惭愧的是，我们没能帮先生做什么事，只是继续在他的指导下读书。每次见面，仍是谈学术为主。先生间或回忆自己的生活，谈到中文系诸位前辈如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冼玉清、王季思等先生的掌故，这些话题比较轻松。但也有沉重之时，比如谈到他的老师詹安泰先生1958年以后的生活遭遇，先生就悲从中来，不能自禁。
当年，我在古文献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车王府曲本”，但我的学术兴趣不在俗文学而在传统诗文与诗文批评研究。那时，中山大学的文学批评史专业还不能招博士生，而复旦大学则是海内外首屈一指的批评史研究中心，我想报考王运熙先生的博士，邱先生甚为支持。他比王先生大一岁，也是好友。邱先生《文心雕龙探原》一书，就是王先生作的序。1987年，我随王先生读博士。1990年毕业，分配回中大中文系工作。次年，邱先生67岁，办理了退休手续。
先生退休后，我和孙立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仍请先生为学生讲授专题研究课程，继续传承其学术。先生很支持，也很乐意，能传授学术，对他是件快意的事。何志军同学曾写过《忆邱师授课》一文，提到当年先生为他们讲授词学课的情景：
邱师与学生隔桌相对而坐，课中常逸兴飞扬，曼声吟哦词作，以印证词论。时当盛夏，邱师额上汗湿白发，清晰可见。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邱师抑扬顿挫、夹带方音的普通话：“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长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致无书。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词学精微，浅学者确不易听懂，某次一位大龄夜猫学生竟在邱师眼皮底下伏桌酣睡，邱师亦不以为忤。
写得颇为真实传神。2005年中山大学成立文学社团“粤雅诗社”，我们延请先生任指导教师，他也欣然俯允。
1993年夏天，我们“哼哈二将”陪先生同往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会议。从北京到内蒙古，途中的云冈石窟与北岳恒山自然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那时科研经费和交通都非常紧张，飞机票买不起，火车票又一票难求。我们的路线是乘火车从广州到北京，然后再转内蒙古。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到京后即连夜转乘去大同的慢车。因临时上车，没有座位票，三人硬是挤上火车，火车过道挤满了旅客。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时当盛夏，燠热难当。我和孙立干脆钻到座位底下躺下，腾出位置，让先生在过道坐下来。先生那时年届七十，身体尚显强壮，第二天一早到了大同，我们马上就去游览了云岗石窟和北岳恒山。一路上先生兴致很高，毫无疲态。回想起师生三人当晚在火车上的窘迫情境和游览名胜的快乐，历历如在眼前，又恍若梦中。
2006年暑假期间，先生因心脑血管病两度入院，装心脏起博器，虽无生命危险，但语言能力已大损。年底，相伴57年的师母病逝，经此变故，先生体质日趋衰弱，多次中风，且患糖尿病，常住医院。2013年起，他虽然保持生命体征，但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我们仍按时去医院看望他，原本谈笑风生的先生，卧在病榻上毫无知觉，令人无助而伤心。有一次，我和孙立、张海鸥、彭玉平诸君到医院探望，海鸥兄大声呼喊着邱老师，他一直紧闭的眼睛突然流出泪水。我们希望有奇迹发生，此后先生却再无反应。2014年6月7日，昏睡了近两年的先生安然辞世。
我一直以为先生身体很好，直到2006年先生两次中风，体质明显下降，我意识到应该为纪念先生做点准备工作，便着手编制《邱世友先生年表》。我在学校档案馆找到历年先生的个人总结及相关材料，据此编制先生年表，并送他审定。2007年先生出版《水明楼续集》，便将此年表作为附录。
在编写先生年表过程中，我梳理了先生的生活与学术历程，因而对先生有一个更为系统的了解，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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