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身体国家化”

五 “终身不肯嫁娶，以便专心谋国”

在清末新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类全新的“女英雄”形象，为“救国”而“绝夫妇之爱，割儿女之情”。女子救国不再需要花木兰式的女扮男装，可谓“数尽人材到巾帼，长使英雄泪如线。”这是对清末政治小说“志士美人”模式的超越，女子拥有了选择婚姻对象的自主权、主动权，甚至弃绝结婚本身。

不少小说设计了佳偶模式。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着力塑造的关关与黄祸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天赐良缘，两人约定，“缔姻之事，请自今始；完婚之期，必待那爱国驱除异族，光复旧物的日子。”《女狱花》中许平权对黄宗祥言，“男女私情，人所不免，但妹妹此身，已立誓许与我国四万万人，何敢自私自利。今又承哥哥眷爱，请与哥哥约，结婚之期，请自今始，完姻之日，且待女学振兴之后。”《侠义佳人》中孟亚卿以“以两国强弱不均”回绝了道同志和的日本人求婚，“大凡儿女总是情胜于义，亚卿能够为国体而断柔情。”《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志趣相投的夏震欧与华永年也不惜牺牲私人情感，“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我儿子么？我若嫁了人，不免分心有误抚育保养这孤儿的正事，是以不敢嫁人。”他们正视男女之情，主张婚姻自由自决，进而以“不婚的自由”表达服从至高无上的国家的决绝，而尤需指出的是，这一切是以女子为主导的。“身体国家化”至此坐实：身体的支配权迄于个我，终于政治理想设定的“我们”，而“我们”则是有别于“己”的“群”，是自觉承负民族复兴的“英雄”。

《侠义佳人》中的林飞白立誓“作个战死鬼，不愿为亡国之民”。作为妻子的高剑尘如果只是表达理解与支持，秉承的是精忠报国的传统文化而已，而高剑尘的进一步表述才是那个特定时代最撼动人心的：

“然而我想他们男子既有这样志气，我们女子何可坐守深闺，听他们生死，听国家兴亡，也未免太自弃了。且国家也不专是男儿的，我们女子也有分的，尤不可放弃不问。我也想约合同志，联为一小队，等他们从军，我们也跟着他们行军，一同赴敌，替军人们裹创侍疾，以尽我们女子一分之能力。幸而国家得胜，我们也可从新聚首，做个强国的自由民。万一国家不胜，他们战死，我们也决定死于枪林弹雨，以偿我们平生之志，以谢我们女国民之责，不是狠痛快的事吗？”

这种共赴战场的慷慨激昂，的确令人肃然起敬。“身体国家化”的意识形态正在于此：将个我必然的生存悲剧感转化为信仰层面的崇高性，从而分享了国家的神圣性，同时也反向地强化了英雄主义的道德感召力。

不婚带来的种族延续问题于此凸显。《女娲石》中秦爱浓提出了解决方案，“女子生育并不要交合，不过一点精虫射在卵珠里面便成孕了。我今用个温筒将男子精虫接下，种在女子腹内，不强似交合吗？”《女狱花》中许平权认为，“文明极顶的时候，做女子的定创出各种避孕之法，决不必等地球的灭日，人类已是没有的。”《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夏震欧也指出“考究那求良种、育婴儿、教子女之法，……以免滋生劣种弱民，遗害于国”。在此，科学的精神使得彻底与传统的婚恋生育观念决裂成为可能，“女国民”的性别意识遂被弭平，具有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价值。“女性的独立”本质上隐含着与男性的平等，即权利的平等，这与政治层面的强国保种，与诸列强平等交往的诉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女英雄”成为“身体国家化”方案的最终也是最高的层级。

这些救国女杰甚至自愿舍“身”扮妓、做妾，“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这显然是中国文化传统无法圆满解释的。《女娲石》中有一段经典对话：

秦夫人道：“凤葵，你这身体是谁的？”凤葵大声答道：“我这身体，天生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问他则甚？”说罢，满堂大笑。秦夫人也笑到：“凤葵，你说错了。你须知道你的身体，先前是你自己的，到了今日，便是党中的，国家的，自己没有权柄了。”

这一以“正义”理念为依傍的决绝“舍身”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舍生取义”，无疑是对传统三从四德观念的颠覆。“身体不再从属于皇权、父权、夫权和家长权的独断统属”，中国女性自身的价值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不再是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侠女”式的孤军奋战，而是结成爱国女子团体，从而累积出具有现代政党伦理的强大政治能量。专述女子救国的小说《女娲石》中，就有女子改造会、中央妇人爱国会、春融党、花血党、白十字社等团体，这些团体之间还互通声气，共图救国大业。

救国女杰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的确是一值得引起关注的文学现象。将上述女性形象作序列式展开：关关十二岁，一飞公主、金瑶瑟、汤翠仙、楚湘云等约二十岁左右，夏震欧二十一岁，秦爱浓、黄绣球约三四十岁，黄祸母亲、关关乳母、一飞公主奶奶约五六十岁，由此发现，从少年到青年、中年、老年，“女英雄”已形成完整的人物谱系及精神成长史。

这类全新的女英雄形象，已然超出了传统女性序列，而具有了世界性身位。她们已非传统文学与文化中的闺阁少女、贤妻良母、贞妇烈女、红颜知己、红颜祸水、才子佳人、女扮男装、大义远行等所能涵盖：

吾中国家族主义，二千年前已大发达，吾向所崇拜之普救主、女豪杰缇萦、庞娥、木兰诸人，非真有爱国救世之诚，发于琼思瑶相，乃亦因家族之刺激逼桚，不得已而出于此途，吾不敢讳言也。

如果说废缠足、兴女学、倡女权、自由结婚都有现实参照的话，这类“女英雄”形象却更多来源于想象，其现实版自是秋瑾等。她们大多有过国外生活或留学的经历，其理念也更多来自于西方文化。作为自由、平等的符号，很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受到过罗兰夫人的影响，《黄绣球》中黄绣球就是托梦于罗兰夫人的点拨，由家庭主妇脱胎换骨为救国女杰；《狮子吼》中的孙女钟也是读了“法国罗兰夫人的小传”，走上革命的道路。俄国苏菲亚及其虚无党事迹更多得到革命派的关注，《民报》第二号刊登了其照片，第十五号又发表《苏菲亚传》。金天翮曾译述《自由血》讴歌苏菲亚，清末新小说中也出现了不少以苏菲亚为原型的人物，比如《孽海花》中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