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身体国家化”

三 “妇女无权无以立国”

知识精英提出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后，作为男性依附的女性，也开始由“国民母”观念转型为“女国民”——“要把那二万万同胞的女子，一个个变作完全资格的国民。”与西方注重“己”（即“个人”）之不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人使用“国民”这一概念，强调的则是“群”的意识，亦即重在集体性，强化国家认同。

标有“国民小说”的《女子权》有言，“大凡一国之中，所有人民，妇女必居其大半。向使毫无女权，那就不论男子如何开通，他那国度便如一个害了半身不遂病症的人，一半已经成为废物，只有一半能知觉运动。就说是富强，也富强不到那里去的了。”小说认为自治精神、自养能力是成为女国民的前提。“女国民”观念的启蒙与女性自强自立的要素生成，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谓“断其劣根性，而后回复其固有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

《侠义佳人》中孟迪民在伯父的经济支持下创立的“中国女子晓光会”，是集女子教育、助力女子自立以及女子救援的团体。小说通过主要人物的行动、对话、议论，最终归结为女子教育与兴办女工艺厂乃是女性自立自主的两大途径，这与《女子权》异曲同工。当然，女子晓光会成立目的，最终也还是落实在救国，“女子与国家关系极大，女子文明，国即可以强盛。”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篇小说落墨于济南的一个乡村，可谓二十世纪“乡村运动”的先声。小说中理想人物的一段对话可以作为其理念化的大纲：高剑尘说，“依我心思，实在可怜那班乡下妇女的愚蠢无教育。……我们既然想热心女教，就应该想个法子，补救补救才好”；萧芷芬认为，“我想最好在江阴城里，开一个女子演说会，专门讲些女子分内的事，及一切教育，同理家卫生的法子。”女学形式有别，宗旨仍是始终如一，即教育不仅是世俗层面的社会事务，更是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平台，也当然地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化的转型关捩点。

小说中的女志士不都像孟迪民那样幸运。华涧泉“从小也读过书，后来又出过洋，毕业回来，想开个女学堂，因经费难筹，力不从心，遂作罢论。”小说特别强调了她旗人的身份，不禁让人联想到1905年为筹款办女学而自杀的旗人女子惠兴。悬置不论其间的满汉矛盾，这无疑是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其“殉学”成为兴办女学的契机，进而在1906年掀起兴女学的高潮。

另一女志士白慧琴，“自幼曾出洋读书，胸中满灌热血，立意想扶助女界，及到家见江阴还没有女学堂，心中很想立个女学堂，开通开通风气。”她游说义务教员说，“你看城中有多少女孩儿，没有一个读书的。欧美各国女子，同男子一样读书，所以他们个个人都懂得道理。我们中国如今弱到极处了，女子也黑暗到极处了，这都是不读书的缘故。妹子想扶助国势，进化女界，才开这个女学堂。”兴办女学的立意，源自于“睁眼看世界”之后对于国运积弱的伤痛，已迥异于传统女性因个人遭际带来的伤怀。显然，这已不是寻常的为提升生活品质的世俗化追求，而是将中西对比的思考灌注于美好的社会愿景，也因此蒙覆了具有献身精神的神圣性。高剑尘提供了循序渐进的策略：

“盖现在风气未开，女子尚不大懂得读书的益处，若女学堂中虽有手工之类，都不大看重。若是工艺厂，乃以工艺为正科，读书为附科，差不多的人，听说是工艺厂，都肯来学，来的人一定比寻常读书的来的踊跃。……日深月久，既不能为有学问人，而浅近文字，日用之学，及迷信之说，当能粗知一二。于女子教育不为无功，为事既易，来者必众。逐渐推广，工艺既兴，民智亦开，此事宜厚力为之，所以我说工艺厂当为中坚。女学堂为左右翼。女学非不善，若欲一时之间，就要普及教育，恐怕未必有如此之速。”

无疑，正是这有别于史学撰述的文学，以其真实性令人获得了代入感。这些细节的描摹，使得“女国民”的人物性格逻辑更为清晰：责任的担当须通过事务性操作得以彰显。

《侠义佳人》塑造的新女性正如时论所指出的那样，“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人，而后可以言自由；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女狱花》中许平权、董奇簧到日本、欧美游历、留学，听闻沙雪梅自焚、文洞仁病逝的消息，许平权提前回国开办女学堂，以缔造女界“真正革命的基础”。叶女士为《女狱花》作序感叹，“嗟乎！女子亦国民，何害于国！何令其愚且弱也。岂专制之压力至于极点，女界之奴性亦至于极点耶！……今则国中言女学、女权者亦稍稍萌孽，莫不恶专制、爱共和以唤醒国民之梦梦，而畴谓巾帼中之愚且弱者如故也。”《黄绣球》也曾详细描写女子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等的过程。此乃是西方女权思想的中国化，“在鼓励女子参加革命、追求自由、做‘女国民’的同时，倡导女子在‘新国民’的成长中承担起胎教、蒙学、相夫教子等方面的责任，实现强国保种的目标，实则对西方‘女权’参政议政的内涵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这一女性群像，无所顾虑地从事着有别于为谋生所计的职业之志业，可谓清末女性达到的新境界。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人燕斌提出了“女子新道德”说，“若果然发达了，便可与男子，同具有国民的资格，尽一分国民的义务，国家便可实在得着女国民的益处了。”燕斌呼吁，“但深望当事者，勿徒尚物质教育，必发挥其新道德，而活泼其新思想，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发表在这一杂志署名娲魂的小说《补天石》极力主张女子的人身自由权，认为导致女子“衰弱”的根本原因是禁锢家中：

只因数千年来，有一个最奇的习俗，凡是女子，都须收藏在家里，连风儿都不叫吹着。虽有手却不让他做事，虽有脚却不让他走路，只算是男子的玩物罢了。因此那汉族的女子，都衰弱起来。女子既然衰弱了，那女子所生的男子，自然就一代不如一代，也衰弱起来了。列位请想，一国的民族，既然成了这种现象，难怪外人呼他为病夫、为老大罢。

从燕斌的笔名“炼石”与室名“补天斋”可推知，娲魂很可能是她的另一笔名，即以“女娲补天”明志。

上述小说涉及兴办女学、女工艺厂，办报刊、出版相关书籍，以及女子出国留学、游历等，所塑造的理想女性不再是被动、无助的闺阁中人，她们处理私人事物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共图伟业的决心跃然纸上，凸显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这一女性意识的自觉，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被表述为“女国民”的实践。这一现象实质上是政治权力的争取与性别权利的厘清的双重表达，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化成为可能。如果说“国民母”尚局限于被动地对殖民作出了应激反应，那么，观念地转型为“女国民”，则标志着政治建构的主动性，也正是“身体国家化”趋势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