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身体国家化”

二 “为本族培聪明之种”

如果说废缠足是从优生的角度来论及，兴女学则是从优育的立场而出发，从而一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年积习，当然，其逻辑起点并非后世概括提炼的所谓女性解放，而是将女学不兴作为亡种、亡国之源，“文明之国，男女并重，教化日以进，国力日以强。独我中国女子，五千年来沈溣于柔脆怯弱黑暗残酷之世界，是何故哉？吾一言蔽之曰：女学不兴之害也。”其间政治关切的现实意涵不言自明。

只有让女子接受教育，才能为国民教育奠定基础，“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其间论说的“胎教”、“母仪”归因于母亲的素质，所谓“彼圣贤、帝王、英雄、侠义之成，非异人任，其成于贤母之手矣”。将《女界钟》与小说《女狱花》《侠义佳人》《姊妹花》等作互文性阅读，即可见出，以“国民之母”的立论申言来兴女学、倡女权等已成时代风潮。

《女狱花》有言，“一国之中，若没有女国民，决没有男国民的。一个人小的时候，心中皆无定见，只有摹仿的能力，母子之间最为亲切，则一举一动，自然而然学作母亲的样子。”许平权的父母认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羸弱呆滞之母，安能产果敢活泼之子呢？”他们对子女一视同仁，为她取名“平权”，直抒胸臆，难能可贵。《侠义佳人》有言，“我们这样人，都是碰点子看。碰在文明人家，所以就能自由。若是碰到专制人家，就要受压力，这不是碰运气吗？若能举中国的女子，都能像我们似的，那就好了。”推己及人的道德诉求，正是身体国家化的正当性所在。

《姊妹花》主张女子走出家庭，接受西式学校教育，男女应自由恋爱而后结婚，只有这样，女子才能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冰姿与母亲鲍夫人的一段对话极力宣扬女学益处，强调男女交际对女子的重要性：

“儿以为女子为国民之母，女子智则国民智，女子愚则国民愚。天下兴亡，女子有责也。岂可以身处密室之中，……必也使其交往社会，与男士多往来，然后阅历增加而知识广矣。”

将女子的知识水平与文明程度跟国家兴亡相关联。女子禁锢家中，是导致“奴颜婢膝、柔媚乞怜”的根本原因，通过知书、求学，与男子交游，女子“志操愈高尚”。小说着重于女子自身的心志、阅历与知识，强调接触社会与男士对于女子本身的长进，实际上争取的还是女子自身的权益。《侠义佳人》中高剑尘也有言，“是愿从今以后，大开风气，男女平等，一样的见面谈天，互相讲求学问，结为朋友，除了那种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的媚态。……女子见了男子，光明磊落，端庄严重，男子怎敢藐视？”都是强调家庭之外的学校教育对于女子能力以及品格的提升，也无疑是对西学中进步主义的回应。

《女狱花》中许平权感慨，“女子与男人身体构造皆无大异，然女子不读诗书，性灵痼蔽，紧缠小足，身体戕贼，则先天构造虽已完全，而后天缺憾不少。……你想文章有班婕妤、谢道韫，孝行有缇萦、曹娥，韬略有木兰、梁红玉、唐赛儿，剑侠有红线、聂隐娘、公孙大娘，此外有名豪杰，我也不能尽说。可见我们女子，并非尽染陋习，一无振兴气象。”既然历史上女子文韬武略、孝行大义并不输于男子，振兴女界也是有史可循的。换言之，坐实于民族文化及传统，正说明观念革新的本土化必然。

标以“立宪小说”的《未来世界》将“兴女学”作为立宪之基：“要想我们中国的国民人人有立宪的资格，只要在全国各处的地方，多设那女子学校，也仿行那强迫教育的章程，未始不是一个溯本求源的法子。为什么呢？你想无论什么人，在那幼稚时代总离不了父母的家庭教育。只有一个个女子都有了国民思想，在那小孩儿从小的时候，就慢慢的教导他们，到了五六岁上再入学堂，有了这个根柢，自然那程度慢慢的就容易了。这是说家庭教育的好处。……这班朝廷大老，把振兴女学的这件事情当作个全不要紧的事，那里晓得这件事，却对于中国的立宪上头，真有这般绝大的干系。所以，我的意思要想把中国的女学先振兴起来。”身体国家化的正当性实由具有组织化、规模化的教育实践而现实化。于此，教育实践的制度路径呼之欲出，身体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亦是题中之义。

在“兴女学”的呼声中，各地出现了官办或民办的女学堂、女校，金天翮1900年前后就曾在家乡建立同川两等小学及明华女学校。女学堂虽多由男子发起，但教学与管理工作却是由女性承担，“中国女学堂的提调、教习们，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出身士绅阶层的职业女性。”从家庭走向学校，女子的命运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新世界，女中华。”现代知识女性开始以群像出现，个我的“她”汇成的“她们”而成为具有社团性的主体。

铸造“国民母”的倡言，使与女性相关的公共论域浮现，从而使身体国家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有了坚实的依据。女子开始逐渐摆脱传统束缚，获得走出闺阁、参与公共事务与拓展自我的机会，其突破性正在于空前地使女性具有了政治人格，为“女国民”观念的勃兴准备了逻辑前提。必须在此强调的是，“身体国家化”之于女性解放，作为学理考查，不仅是观念史的勾勒，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次颇具规模的自我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