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书结缘,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文人的事业、生计都与书分不开,由此而爱书、藏书也就理所当然。然而,书又具有商品属性,并非你所爱、所想的书都买得起、藏得住,所以又生出许多文人与书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人们爱看书话,一半原因是为了获取一些版本知识,另一半,依我看,也许还是大半,就是想看看这些藏书故事。----本素材来源于征文网
由此而想起我结识的一些前辈的往事。虽然谈不上故事,却与书有关,随手写下,以作雪泥鸿爪。
启功先生藏书甚富,与客厅相连的一间房中,列架充楹,却非四壁皆书。因为四壁皆书,则表明中间是空的,可容人走动。启先生这间房中的书架却是一排排行列,只供人穿行。这书库并不任人进入,我那次也是“误入白虎堂”,事前并未请示,事后也不好说明,但由此知道启先生藏书很富。不过有次与先生闲聊时,聊到他过去坎坷多年,没钱买书,又聊到我祖父的好友赵元方,他感慨道:“文人没有不爱书的。赵元方有钱,可以买好书,所以我们这些人,都羡慕他。”他到老年,仍然买书不辍。有一回,中国书店某师傅送来某部大概是他久思不得的古书,启先生翻看时手都因激动有点哆嗦。我怕打扰,起身进了他的卧室,见床前柜上有他自作的一副对联镜心,上书“饮余有兴徐添酒,来日无多慎买书”。看着联语,回想方才,“言行不一啊”,我心想。
启先生的好友张中行也爱书。记得我第一回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见到张先生,只五句话过后,张先生马上问了句令我大感突兀的话:“你们家还有多少书?”看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张先生起身,一指他身旁和身后的白墙,又将两手向四下里一分,问:“一面墙?两面墙?能摆几墙?”张先生藏古书不多,旧书不少。他跟我说,因他佩服周作人的学问,又跟周的私交不错,所以周作人的所有著作他都有,并且本本都有周的亲笔题赠。“文革”时,张先生怕红卫兵问罪,将周的题赠页一律撕去销毁,将书全部保存下来。我听后想,这纯是知识分子的书生气。
朱家溍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大家,我对他说的话中印象最深的是有次他说:“凡是收藏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穷人。因为每一样经他收藏的东西他都视为拱璧,难以割舍。光收不卖光进不出,而天下得有多少好东西?个人能有多少钱财?直到最后收不动,变成穷人完事。”
看前辈的书话,常见有“室人交谪”一语。这是文雅的说法。直白地讲,就是夫妻打架。因为书而夫妻反目、争吵,已是藏书文化中一道说不上亮丽的风景线。由此,我倒认为,文人也要卖书。因为文人的买书钱是从那有限的几个“俸禄”中省出来的,而且节省的还不是他自己的,是带着老婆孩子的衣食之资。所以,文人不应完全走藏书家之路,将本不富裕的自己变成穷人。爱书、藏书无可厚非,但断不能影响了家庭。况且,书本身就需要流动,你把它禁锢在家,实质也是对书的伤害。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使其流布人间,与天下人共赏,正体现了书的最大价值和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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