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到高中我的头发完全交给了我的舅舅。因为他自己开了一家理发室，况且作为母亲的兄长，把好我的发型也是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有事没事，不管我的头发是短是长，只要有机会，舅舅就给我理发。作为乡村理发师的他肯定不懂什么是时髦，一律是剪成平头。那个看似永远不变的忧郁的平头伴随我走过青春中最辉煌的几年。尽管我喜欢对事物妄加评论，但我从来没有对舅舅的理发水平发表过任何看法，将来也不会。
上大学后，理发就成了我的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寻找自己合意的理发师。这是一项大多数人都在无意识的做的一件事。当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会想念第一次让他们十分满意的理发师。可是他们往往不记得那位理发师究竟在哪家发廊里，我们去过的发廊太多了，我们从来不去记忆发廊的名字，对于一个真正把理发看成一件不容小觑的事的人来说，那个让他满意的理发师就是一切。
大学毕业后，我依旧坚持着理发的游击战。有时去一些装修奢华的发廊，有时去一些地方不大却干净利索的发廊，有时也难免去一些迎宾小姐露大腿穿超短裙的发廊，那里的理发师大都是年轻小伙，头发奇形怪状，他们给你剪一个他们非常时髦的发型出来，可以让你一个月不想出去见朋友。他们理解了发型、理解时尚，但他们并不了解你的为人、你的性格，也更不知道去如何把握你说的“打薄”是多“薄”，“修短”是多“短”，他们仅仅把理发当一份工作，把你仅仅当成一个客人，所以说起来他们终究是一个理发匠，称不上真正的理发师。真正的理发师能让你头上放任自由长出的头发重新回到你的秩序中，回到你的个性中，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相得益彰和容易进入——理发师除了技艺，还需要有看人的眼力。当你发觉寻找自己的理发师就好像是在寻找知己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件事的不凡和有意义的地方。
我家楼下有一个家庭发廊，开了十多年，以前没什么钱，对头发也不大看重，每每和朋友一起去理发，一次只要五块钱，里面的老板和老板娘是理发师，一来看我们年纪小，二来因为常常只是替本小区的那些老年人理发，也不太知道什么叫好看什么叫难看，所以每次都随便剃一个平头了事。等我念完大学回到上海，这家小发廊因为经营的还不错，竟然扩建了，内部翻修一新，设备也好洗发水也好，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提到了十元以上。自然随着规模的扩大，就新招了个年轻小伙，年纪和我相仿，看样子应该是老板的亲戚，有一次我路过那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时隔十年后又一次踏入了这家发廊。
这次我进去后直接找了那个新来的小伙子，他叫小王。戴着一副眼镜，脸是圆的，黑且胖，剪头发时右手散发着一股烟味。他很内向。那一次理发我没多说，就叫他剪短，但是他操起剪子来，一下子就剪出了我心里想要的发型，这让本来坐在理发椅上昏昏欲睡的我忽然有些振奋。原来他就是我要找寻的理发师。
理发师要想做得有声有色，必须具有超强的记性。因为只要你对自己的技艺有信心，那么必定是熟客多于生客。而熟客的要求每次都差不多，你要熟稔每一个老顾客的标准才能完美的发挥出自己的技艺，而且随着了解的更近一步，他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技艺，为你找到想要的感觉。
“我后面的白发多吗？”
“有一点，不是非常多的，很正常嘛。”
人总是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我想起杨德昌《一一》里面那句话。
我以前每次去别的地方剪头发，理发师总是对我后脑勺的白发大发感慨，接着就饲机向我推销各种各样的染发方法，如何在他们发廊办会员打折扣等等等等，让人不胜其烦。但是小王从来没有提到过我后面有许多白发的事。他的话实在，有问必答，他把客人都当朋友，我们之间有一些年轻人都会有的共同话题，比如说找工作买房子找老婆生孩子。
我每次去都只等他，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有一次我去的比较早，他还没有来上班，老板娘就先给我洗了头，在吹头发的时候小王进来了。“小王你来剪吧。”老板娘说。
“还是老样子吗？”他说。
“换个花头吧。”
“你看这样这样如何？”
“那就照你说的办。”我说，“你知道我要什么，你是我的‘御用’理发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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