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中的“诸子百家”-征文网

我的文学理论阅读书籍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由于阅读系统的理论书之经验不足，我几乎用了50天才把只有230页的《中国哲学史（上）》草草浏览过；至于为什么没有继续读《中国哲学史（下）》，当然是因为时间不够，临近读后感交差之前一个月仅仅读完《（上）》，怎么会有时间继续阅读内容更多的《（下）》呢？所以本篇只就《（上）》的内容进行讨论。
我读书少，中小学必读书目只看过“四大缺一名著”——缺《红楼梦》，其他的书籍没什么规律，杂七杂八的，对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也仅仅局限于中学必背篇目——我这么说是为了表明我对此孤陋寡闻，以下的内容都是绝对可以讨论的；然而即便是读书少的我也明白现实中想顺利地做事是需要一定的理由的，有时还会是借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师有名”，很大程度上来说理由就是成事的“器”，做事情名正言顺，从古至今，成例相沿。从《中国哲学史》回望当年，百家争鸣的诸子之各种主张虽然不一定是真理，却各有各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理由在当时多不被承认，孔子曾被盗跖讽刺“多辞谬说”，墨子被“南方无穷”说质疑兼爱的主张，公孙龙与惠施更是因其言论而成众矢之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诸子的主张多有不被承认的部分，而这些实现自我抱负的言论，被称作“借口”也无妨。
因不被承认，诸子百家才是活在“借口”里的学问。“借口”之名，即寻找理由去做某事。
先从最熟悉的儒家谈起吧，儒家可能是书中出现“借口”最多的一个流派，孔子以“仁”作为所有主张的根源，“推己及人”将“仁”推广到所有人，孟子坚持人之有“善端”，说扩充“善端”可成圣人，荀子用“性恶论”突出了教化的突出作用……其中的大主张都以耳熟能详，那么来看看一些小切口吧。孔子讲究的正名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以天下无序为借口，要天下人的所作所为都符合自己的身份，以名之定义为人行为之标准，以体会日常生活中五音演奏规律“以他平他”“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同则不继”的“和同之异”，作为说明礼乐及各种制度之所以丰富的借口，周制就是分封制，如果没错的话，西方柏拉图《理想国》也是如此主张，社会阶级决定社会分工，孔子正名主义似乎完全按照周制的主张，让各个阶级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除去僭越之危，如果不是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但分封犹存，孔子便没有主张恢复的借口，由此推知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诸子百家中的多数都是受此影响而有了改造社会的诸多借口的。至此，似乎可以对所有借口的发源一言以蔽之了；但是，本篇的目光不仅是在借口里的“诸子百家”，还是诸子百家的“借口”。
春秋战国之时，人对于宇宙的缘起之探索限制于物质条件的束缚，所以结果并不科学。故人的观察常从自身开始，“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以个人生命的来源为根据，类推万物之来源，皆根据男女两性对于生殖之活动，以说明乾坤。从当下来说，文学创作的动机是具有社会性因素的，创作的行为是对社会向作家他发出的某种召唤的积极响应，文学作品被创作之时，作家一定抱有某种目的。由此推及，百家作出当时之学问，必有出于一定的理由，若非有利于自身主张的推行、立下令人信服的根据，谁会如此大费周章地思索奥妙的星空和无穷的宇宙，并又把它们如此郑重地撰写记录下来呢？而世代理论家若非需要找到立论的根据，这些“乾坤”在初出于竹简、虚无缥缈的理论又怎么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呢？
于是从此而言，诸子这些理论家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当然需要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助力。而我所关注的，是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借口，对于今日的人们会怎么样。《墨子·耕柱》中载，高石子屡谏卫国君，却不被采纳，愤然离卫，墨子说“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只要合乎心中的道义，总是被人嘲笑又怎样？走我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何其潇洒，何其宏伟！大智无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这宣言般的八个字实在令人折服，这不就是我所期待的干大事的人的绰约身姿嘛！初读之下实在是热血沸腾，然而若是只看到其中的潇洒，看不出肩担天下的责任，人可能就会陷于偏执，遇到困难就摆烂逃避，还大言炎炎地说“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这八个字遍成为逃避者的帮凶，成为不良的借口。与墨子同时代的杨朱——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可能是老子的学生，时期早于庄子，并且在思想界与墨子双足鼎立，他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贵己之说而闻名，在他笔下，圣人并非在生理上与普通人不同的超人，反而亲于“声色滋味”，不过圣人亲声色而不溺声色，事实上是“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这便是“全性之道”。所谓圣人，确确实实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也有娱乐需求，他们也可以灵活、重生，不必过吃斋念佛般的禁欲生活。至于“声色滋味”的利害判定，我不知圣人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方法，可我知道如果仅仅是从我们思想上的普通人出发，这一条实在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在享受声色带给我们的快感时往往当局者迷，不知道带给我们快乐的是不是有利的，也不知道让我们不开心的是不是有害的，我们大多数人并非学富五车的理论家，明白用“距离感”去看待事物，怎么知道什么是不是真的利于己的呢？往往滥欲之人，常常在滥发自己的欲望时盗用杨朱的话作为借口，可能这也是杨朱的主张到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抨击的原因。               “道德是唯一的准绳。”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对于利害的判定各有差异，“圣人”也需要被社会所认可，可是在社会价值观如此撕裂的今日，我们普通人中还会出现公认的新的“圣人”吗？
既然说到杨朱，那接下来就提一提道家吧。杨朱被有的人认为是道家的一员，而从各家看，道家的借口也是很玄乎的，因为他们的核心借口是“道”。从老子到庄子，基本主张无为而治，顺遂自然的天意而治，不失为一种治理之策，虽然其中关于道德的关系论证对于人的为人处事很有启发性，但在提倡积极有为的今天，道家的无为似乎也已经到了边缘的地位，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会做甩手掌柜，奉行所谓“无为而治”的思想，彻底摆烂，但在生活如此迅速、内卷日益严重的今天，具有这种想法的人和这种思想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内卷中消失，不会对当代现实生活产生大的影响，和孔子从人出发的“仁”相比，从虚无缥缈的“道”作为立足点的老子学说，更难以被普通人了解这个借口的用意，而且太过于摆烂，自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直到《庄子》问世。《庄子》之学，以为一切事物及人的意见各个都参差不齐互有差异，要是一定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是一定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要是抛弃要寻找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天下人都是对的，这个说法，跟上文杨朱的比较相似，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借口带来的效果可能也是一样的。
其他的学术流派，例如农家、阴阳家、辩者，《中国哲学史（上）》中大概介绍了它们的纯理论知识，主要是世界观的样貌、经典的言论技巧等，对于现世的影响不大，若有，就是它们的言论可能精进了其他学家的借口。与辩者同时的墨家，便受到辩者“离坚白，合同异”的影响，在解释本学术的言论上更加丰富了逻辑性，面对“杀盗即杀人”的批评时，答以“欲无盗，非欲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说在逻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农家也出于墨家，主张新的理想制度，却也被原墨家吸收，自己没什么知名度，努力了一个春秋，结果还是成为更为精进他人借口的养料，到现在只留下“能言善辩”的美名罢了。《左转·昭公二十年》中有“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之言，本意很好，教导人们凡事有主张，切忌人云亦云，对做学问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不过在现代，这种言论也很容易被那标新立异的人利用，成为无聊的学术和低质文化审丑的滥觞。至于阴阳家，他们只用天文五行及想象力推演天地的样貌，最负盛名的驺衍也只留下“大九洲”之说，若说实际的用途，在当时也只是用五行之德定义了自然色彩。这些学家的言论，有些在历史中被渐渐淡忘，有些是成为了助长别人的借口之逻辑性的工具，如果完整地流传到现代，说不定都发展十分完善，可以给予后人更多启发。真是十分可惜！
尽管近些年邻里见面吵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我们依然有平日里邻里吵架的印象，那么我们也能想象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执一词，对几乎同一个问题相持不下的“吵架”场面，但是圣人们与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同的是我们吵架的借口可能并不高级，而他们的借口却是天下。既然吵起来了，自然有人关心吵的结果如何。结果自然是我们熟知的，儒家最终胜利了。为什么是借口最“老套”的儒家呢？为什么主张新制的法家、墨家、农家没有成功，主张旧制的儒家反而成功赢得了历代封建主的喜爱呢？《中国哲学史》有道：“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使之秩然有序……对于政治社会之具体办法……儒家完全。”由此便可明了。对于君主权力的极度维护和推崇、使国民各司其职、相安无事，是每个君主都无法拒绝的理由；推人及己，我们在生活中也是会趋向于有利于己的、稳定的、现成的，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能会稍作改动，以显示一种“我做过功”的心理暗示，会有人要做出彻底改变吧？会有的。我们总是一边抱着这样的想法，一边拥抱着早就设置好的现状，有时候问到自己如此处境的原因，便会搬出来自现实的许许多多限制性理由，然后尴尬一笑，人本不欲此，不过不得不欲此尔。现实的缘故可能拖住你的后腿，甚至压垮你的身躯你的信念，但是人们依然会从地上爬起来，展现面对恐惧时才有的黄金般的伟大身姿，哪怕是一个借口，都可能升华成人们的心灵支撑。
综合上述，我认为百家争鸣都是“借口的学问”，他们为宣传自己而立下学说，兼以各式各样的借口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源和养料”，本来是想让后世人都活在他们的主张——他们创造的借口之中，但有意思的是，不仅是创造出这些借口的古人懂得运用它们，后世的诸人也会望文生义地盲目采用，让“诸子百家”反过来成为了他们的“借口”，于是古今转换，看似后人更胜古人，实则不然，后人仍然活在古人的影子里，若说古人更胜今人，然而古人的借口已不能再成为今世的借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