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征文网

《文学理论》是韦勒克和沃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有关文学评价、文学类型和文学史的理论书。它不仅厘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更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分野，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研究归于“外部研究”，把对文学自身因素的研究归于“内部研究”，超越了传统文论从外部切入文学的理论思路，把研究的重心置于文学本身，描述了分析个别艺术品的方法。这对全球数十年间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由我国陈平原教授撰写的研究理论书。它以中国晚清到“五四”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入手，研究中国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传统文体的转变等问题，讨论了中国小说近一百多年来的转变，对中国小说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同时阅读《文学理论》和《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尝试其中的部分内容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以“文学理论”为基础规律，以“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为具体体现的架构。
《文学理论》作者曾在书中提到“文学心理学”的概念，其具体是指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实际上诗人或者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带上或多或少的心理学原理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说作家本身就有一个大大的“心理问题”。

（一）小说与心理学

古希腊时期，诗人被认为是“心神迷乱”的一种人，除了他们不同于其他人以外，还因为他们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讲出被认为是超理性的言辞。弗洛伊德也把作家视为执拗的神经病患者，认为作家是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来避免精神崩溃而并不像真正的去治愈。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不满的社会现实做出妥协。关于作家是否患有精神病症暂且不管，值得肯定的是作家的确有着对于社会现实不满的执拗，可能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偏执”的心理症状，但它对于作家进行创作产生作品的过程起的动力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奥登也断言过，艺术家应该尽他们的能耐去做神经病患者。
只不过西方作家中的“神经病”心理概念放在中国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可能不是特别恰当。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大方向上是出于社会现实，在创作过程中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甚至在作品中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外化”自己内心对社会的调节活动。这其中的作家秉持着救亡探索的一颗心，用文学的方式来做社会改造家，并不可为了他们一颗迫切偏执的心而被列入“神经病”的范围去。
在叙事模式转变的方面，五四作家的明显收到心理学知识的影响：一是小说的结构中心，二是小说时空的自由化。这时的中国的五四小说与传统小说在叙事上已有不同，即按照人物的“情绪线”来安排叙事时间，而不是按照故事的“情节线”。此时小说尝试着抛弃传统的连贯叙述，采用倒装或者交错叙述，五四作家真正的贡献在于倒装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着眼于情绪。我们可以在陈衡哲的《一支扣针的古事》、王统照的《技艺》、台静农的《我的邻居》、严良才的《最后的安慰》中，可以看到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先制造悬念，然后借助倒装叙述逐步揭开秘密的方法。这种与侦探小说相类似的方法对他们有颇大的吸引力。借助倒装叙述来节省文字，增加小说内容上的密度，突出悬念，加强小说结构层次感这些方面，中国的五四作家把晚清“新小说家”怯生生的尝试的技巧熟练化了。
除了叙事结构，小说还在时间方面受到心理学的影响。
西方小说家创作时不仅将自己的想法重新组合，使之适合于自己的快乐和深信的目的，还把希望和恐惧与现实混杂在一起，将知觉和概念杂糅合一。这种能力同样显现于转折中的中国作家。从五四作家对联想、梦、幻觉、潜意识的关注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们把故事打碎，根据人物思维情感重新组合。
不少作家在这样的心理学的理论驱动下进行尝试，如学医的鲁迅和郭沫若，《狂人日记》和《残春》都有学者评价说“与现代医学著作所讨论的相当一致”“明显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连郭沫若本人也承认：“我是注重心理的描写……是潜意识的流动。”
心理学知识的传入，促进当时中国的思想启蒙；伴随着思想启蒙的，必然是“人”的逐步觉醒，茅盾曾说，“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这其中不乏有心理学的指导。在中国小说发展转变的历程中，心理学知识确实对其给予了重大的帮助，它使小说的读者视角拉近，近到能听到人物的心跳，又把作家视角拉远，远到作家脱离了传统的“说书人”的身份，这些都让新的小说更具张力，更有“人”的感觉。不过，用韦勒克的话说，心理学本身只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准备，只有当心理学上的真理增强了作品的连贯性和复杂性时，它才有一种艺术的价值。那么，在以心理学分析文学的时候，就必须时刻留意到原理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是谁遵照了谁，又是谁反映了谁，做到创作中自觉作用，唯有如此才是使心理学工具服务于文学的好境地。

（二）小说人物与社会现实

“小说不能够作为严肃的艺术而只能是一种消遣文学。”这样的说法持续了很久，似乎时至今日仍然流行，并且这种想法不分中外。
在上世纪的美国有一些团体声称阅读小说百害无利，只能使人自我放纵；在中国“千古一帝”康熙也曾评价小说“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论是何种理解，我想我们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析小说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
通过阅读小说的情节来明白小说的主题、反映的现实问题，这不失为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不过在那之前读者总是从一个个人物入手的，没有人能屏蔽人物去直接了解到情节，作者也一定不想读者这样，要不然长篇累牍的人物塑造就是白费力气。因此从人物透析小说应该是绝佳的终南捷径。
正如韦勒克所说的，一部小说所表现的现实会使读者产生仿佛在阅读生活本身的效果，人物，作为最鲜活的血液，不可置否地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一篇小说只能对应一个人物，而一个人物却可以对应许许多多篇小说，想想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赵老爷，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郁达夫《沉沦》中的“他”与施蛰存的“周夫人”又有多大差别呢？然而麦卡锡却表示：“假如把佩克斯涅夫移植到《金碗》中，他就会绝灭……”没有一个好的作家会把人物看做是砖头，原封不动地搬来搬去，创作中人物一定会被作家加以多次的主观润色，以便作品能达到某种主观目的。所有小说的人物和戏剧的角色都有共通性，在形象上的或者性格上的；而这些影响或者说“模板”都可以认为是来自于现实中的原型。
叙事性的小说最能与社会现实相互联系，因为读者跟随人物的经历“看”到一个个典型的出现，亦幻亦真，加以联想便能与现实的方方面面进行“沟通”。优秀的作家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为自己的人物提供活动的场所，这样的世界往往是作家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并且可能经验世界占的更多。如果人物这样的世界里在现实中找不到原型呢？这样的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所谓“找不到”，只不过以正常人的视角去寻找而已，《狂人日记》《沉沦》和《残春》出现时也遭人非议，称“背离现实”，直到有人亮出了“病态心理学”的心理学理论。那如果人物和现实差别很大呢？由于作家的世界是由他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投射”出来的，富于创造力，借助《文学理论》的话说：“在经验世界中狄更斯的人物或卡夫卡的情境往往被认为典型，而其是否与现实一致的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塑造人物的方法有许多种，传统上通常进行长篇累牍的描写以对人物“贴上标签”，让读者印象深刻。例如《围城》中的李梅亭，一个内心猥琐的教授，作者总是尽力把他眼睛“白多黑少的好色之相”在他每次出场时都呈现给读者。要是读者们记住了作者有意呈现的人物形象，那便是达到了作者想达到的艺术效果，是作者和他们笔下人物的胜利。
作家把感情赋予人物，同时为他们构建背景，目的是建立和保持一种情调，其情节和人物的塑造都被控制在某种情调和效果之下。一个成功的人物，我想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背景和品格，作家们总乐于把自己喜欢的性格都集中在一个人物的身上，那个人物的品格在现实中可能来自于许许多多的人，在作品中却都呈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文学的真实性。每一个人物都必须符合文学的真实性。
中国晚清到五四期间的小说家在叙事角度由传统的全知叙事到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的转变比较自觉，甚至自觉到不知不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翻译作者还是读者，都对第一人称叙事保持沉默，这与大谈“开局之突兀”的叙事时间的局面未免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固然证明中国人小说观念的进步，可这中间可能存在过的过渡的“桥梁”却因时人的沉默而消失。

（三）小说文学与思想哲学

我们阅读小说时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家意图表达的思想。一般来说，我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思想”其实是作家的情感，所谓的思想，更多的带着时代精神和艺术色彩，是读者很难直接体会到的。
小说有思想。大多数时候这听起来是在说“小说有作家要表达的情感”，确实，没有一部小说是作家不带任何情感去写的，闲着无聊写的也是一种情感。可是说起真正的思想，自然就不仅是指那浮于表面感情一类了，与那些血液一般的感情相比，真正的思想如同它们的血管——可能不是活泼的，但确确实实指导着血液的流动。
相较于小说，可能诗歌更加适合表达思想。诗歌虽然篇幅短，但是在结构上精简、抒情，在题材上可以高雅也可以通俗；而小说篇幅较长，就决定它必须铺排，不能把思想像诗一样表达出来，结构上来说多是叙事性的，大都是在讲故事，这就使得一部小说的思想可能被它好的故事掩埋，人们在通俗的故事中往往会迷失自己。不过并不是说诗歌就是“思想的孪生兄弟”，难道一首诗的哲理越多这首诗就越好吗？艾略特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和但丁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德国哲学家也曾表示诗与哲学分离的状况没有比在但丁的作品中更明显的了。文学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生活态度。既然表达生活态度，小说在诗歌面前无疑占据优势吧？在反对文学过分理智化方面，小说可是最好的先锋。
德国哲学家把对思想的研究归纳为几种类型，并统称为“世界观”：实证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二元唯心主义或称自由唯心主义。19世纪的德国文学经历了从客观唯心主义到实证主义到二元唯心主义的转变经历。中国20世纪初出现的“五四小说”基本上属于实证主义，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但纵观整个五四文学，却是以西方现代非理性的人本主义哲学为其主要哲学基础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以感时、忧国、反抗、革命的特有品格的话，那么，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则赋予五四文学家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加深拓展了五四文学对人和人生全面反思的主题意义，更新了五四文学的审美观念，丰富了五四文学的艺术技巧，从而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