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抗击疫情铭文，是文学的责任

灾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与灾害抗争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考验，因此，灾害也理所当然成了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

中华大地上流传的许多神话都与灾害相关，“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反映了远古先民与灾害抗争的顽强斗志。《诗经》就有了对地震的形象描写，“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唐代白居易的《大水》描写了大水摧毁城池，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宋代苏舜钦的《吴越大旱》描写了严重的旱灾引发大面积的瘟疫，死人无数；清代易翰鼎的《大雨雹》描写了咸丰六年的冰雹之灾……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文字不绝如缕。

赞美激情，也需要冷静的审思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更是留存了一次次疫情笼罩下文学的激情表达。那些文字所诉求的正是文学与社会现实、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文学也应投身于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为战胜疫情投注一份文学的力量。中国作协所属单位和各地作协发出倡议，号召文学工作者展开抗疫主题文学创作，记录国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记录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的动人事迹和无畏精神，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工作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用不同的形式来记录与书写这场“战役”，创作出诗歌、散文、小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品等大量文学作品，如陈先义的《致敬钟南山》、黄亚洲的《我只能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冯光辉的《这个季节》、王学芯的《站在高楼窗口》、冯亦同的《战瘟神》、刘仁前的《最美的声音在春风里响起》等等，表现出文学工作者的情怀与担当。目前，在各种媒体平台发表的抗疫文学作品多达数十万，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这股创作热潮还会随着疫情的持续而延续一段时间。

我们赞美这种创作的激情，我们更需要对抗疫文学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时期的文学创作现象，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抗疫主题的文学作品，怎样创作更多的文学精品？毕竟，这样的审思会比激情更耐得住时间的检视、更有益于文学的发展。

不同于常态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

抗疫文学属于一种突发形态的灾害文学。面对这场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抗疫文学集中书写了这场战役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因此，这种伴随着突发疫情而催生的文学具有非常时期的共性，和以往写于“非典”、汶川地震、南方雪灾情形之下的灾害文学属于同一个家族，有着不同于常态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

首先，在写作题材上，抗疫文学聚焦当下现实疫情，集中讲述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文学创作要贴近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广大文学工作者立足当下抗疫的严峻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描写抗疫战线的感人事迹，描绘出一幅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壮丽画卷。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李文亮、张文宏，勇敢逆行的医务人员……这些感动亿万中国人的人物，不断出现在无数诗人的笔下，各种温暖赞美的语句纷纷涌来，表达人们对这些英雄的致敬。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同题材甚至同题目的作品，原因有多种。

一是创作者情动于衷有感而发的需要。面对突发的大疫大难，人们有太多的情感要倾诉，太多的理解与感悟要抒发，太多的悲伤与痛苦要抚慰，文学便成为人们宣泄的工具之一，以至于大多数创作者根本无暇顾及题材的取舍及作品的命名问题。

二是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一些创作者认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灾害事件，在题材上必然要优先于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题材的等级序列预先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在这种创作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作者就可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灾小难，偏爱表现重大的灾害，之前的唐山大地震、“非典”、汶川地震、2008年南方雪灾时，也都是如此。

三是大多数作者并没有机会亲临灾害现场，大多是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间接地获取疫情的有关信息，对那些反复报道与渲染的信息就会不约而同地格外关注，创作时难免会出现“撞车”现象。比如，很多诗歌都赞美了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等英雄人物，所写的内容几乎差不多，给人的感觉类似于电视新闻画面的聚焦与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