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上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是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熊培云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其实，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联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条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太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做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铜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车不幸被撞翻，有个人被困在了车里。现在，关于如何解教这个人，我们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打电话找警察，当然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车里的人商量；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车里那个人一下子拿不出万块钱；第三，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人站出来，决定无偿帮助被因的人。第一个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个办法，叫做“我市场”第三个办法，叫做“找社会”。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重新发现社会》本书主观讨论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组模型也可以扩展为“国家一社会一个人”。之所以没有用“公民”代替“个人”，是因为后者优先于前者。“在人类将我们变成公民之前，伟大的自然首先将我们变成了人类”。同样，梭罗也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公民”这个词只有放到本国才有意义，但是个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意义。你可以与国家解约，抛弃自己的公民身份，却无法抛弃自己作为人的身份。熊培云因读书走出江西乡村，到巴黎留学，落脚大都市。可谁曾想，他们年轻的世界，装载着的却是“国家与社会”，思考着的却是“从自由到民主”。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车不高兴”的怒吼。
熊培云在书的最后说：“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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