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苏轼，字子瞻，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腊月十九日卯时，卯时是指太阳冉冉升起的那段时间，早晨5点至7点。仿佛标志了一个古代的文学巨星伴随着朝阳已然诞生。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自1912年民国以前，古代的正史和文章采用农历纪年，所以我们在表达古代人物出生年月日的时候，还是应当农历纪年为主，或者使用年号。
【1】古代，人物的字就是别名，是对名字的补充或解释。因为苏轼名字的“轼”是指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里记载：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瞻是往上或往前看的意思，《尔雅》记载：瞻，视也。所以，苏轼名轼，字子瞻。苏子瞻是苏轼号东坡居士前被人称呼最多的名称。
【2】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眉山县的名字是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由通义县改称眉山县，是西川路眉州治所。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作者也想说明一下，因为古代地区在不同朝代、不同皇帝、甚至同一年份都可能有不同的行政区划，沿革的历史极其复杂，我们在阅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只需要知道它大概的方位、属于今天哪一个省市基本就足够了。千万不要为了争论具体的地点而产生议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zhé）能语其要。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在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每当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苏轼总能说出其中的要害。这里的辄表示往往、总是的意思。
【1】苏洵（1010—1066），苏轼、苏辙父亲，北宋著名文学家。
【2】程氏（1011—1057），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生三男三女。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pāng），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有一次，母亲程氏读到《后汉书 范滂传》时，不禁发出感慨，苏轼便向母亲问到：“轼儿如果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母亲您觉得怎样？”母亲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范滂是东汉桓灵两帝时期的大臣，因弹劾权贵、反贪治腐而受到宦官诬陷，最后郁郁而终。通过这一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苏母既懂得学问，性格也比较豪爽坚毅，对于后来的苏轼影响较大。
比冠（guàn），博通经史，属（zhǔ）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这里的比是指等到…时候，冠是指二十岁。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苏轼年满20岁，就已经精通经传、历史，每天能撰写几千字的文章，并喜欢阅读西汉贾谊、唐朝陆贽的书。注意，这时候，他也与王弗结为了夫妻。
不久后，读到《庄子》时，苏轼感叹的说：我从前有一些见解，总是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总算能引起心中的共鸣了。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苏轼进入仕途初期、二十余岁时，曾撰写《贾谊论》，对贾谊的人格及其悲剧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陆贽是唐朝中期德宗朝著名宰相，《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希望当朝者能从中学习治国之术。而苏轼与道家的联系，一直以来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zhé）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zhuó）冠（guān）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三人离开眉州，五月到达都城东京开封府。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22岁的苏轼参加礼部科举考试。
当时文章支离分裂和诡异奇怪的弊病很严重，欧阳修正思索有什么方法能救治这种弊病，而在见到苏轼撰写的《刑赏忠厚论》后，欧阳修很是惊喜，想将他评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便将苏轼放在了第二名。等到殿试的时候，苏轼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中乙科，进士第二等。
再后来，苏轼携书信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的文章比这个人要逊色一大截啊！”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欧阳修夸大事实，并不信服。很长时间之后，大家才真正信服了欧阳修的话。这里，苏轼殿试的具体成绩、苏轼为什么后来被人信服，在《宋史》、《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没有明确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尧与皋陶（yáo）对刑法互相制约的例证在当时一度引起了争议，主人公实际上是周公不是尧。《尚书•多方》中周公曰：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其意思是，我把那些犯罪的人囚押起来，以至于两次、三次，为的是让他们改过自新。以后如再触犯我的法令，我就要严惩他们，甚至处其死罪。作者推测，苏轼在写作时很可能是记错了。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后不久，母亲程氏于眉山病逝，苏轼返回眉州眉山，为母亲守丧。因为古代守丁忧需满二十七个月。因此，25岁的苏轼在嘉祐五年（1060），以进士的身份回京，调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因参加制科考试没有赴任。
福昌县是唐高祖武德二年 (619) 改宜阳县置，辖区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与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比较近。
嘉佑六年（1061）8月，欧阳修因苏轼才能见识都比较出色，举荐他进入秘阁，即朝廷藏书的地方。由于当时的人们应试都不打草稿，文章多数写的很一般，但从苏轼开始起草，写出的文章逻辑就很清晰。于是，在参加了朝廷不定期举办的制科考试后，苏轼被列入第三等，因为第一等、第二等是虚设，不授予。所以，《宋史》讲，自从北宋初年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个人。
吴育是宋仁宗前期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比苏轼的辈分还要一些。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在古代，授职升职降职都有很多种词语，除的意思是免去旧职务授任新职务。
嘉佑六年（1061）冬天，26岁的苏轼被朝廷重新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凤翔府签书判官。北宋以京官身份到地方州府任判官称之为签判。凤翔府，唐朝肃宗至德二年（757）升凤翔郡置，北宋属秦凤路。辖区大致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
关中，历朝历代范围不一，大致指陕西省及其周边地区。李元昊，西夏王朝建立者。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西夏进攻北宋边境、威胁关中，双方在此后经历多次大战。庆历四年（1044），双方签订“庆历和议”。
关中地区自从西夏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往往要经过河流湍急的地方，导致当地的衙吏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中的利弊所在，为衙门修订了新衙规，让衙吏自由选择水工，按时输送木筏，可适当停止，从此损失的利益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lěi）之也。”
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宋仁宗驾崩，养子赵曙登基，于次年（1064）改元治平，是为宋英宗，宋朝正式进入了中期。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30岁的苏轼从凤翔府回京担任登闻鼓院判官。宋英宗在做藩王的时候就听闻过苏轼的名声，想依照唐朝的旧例召苏轼进入翰林院，起草诏令，但身旁的宰相韩琦说道：“苏轼的才能，将来必成大器，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合适地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且佩服他，都想要朝廷重用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来召来重用，那天下的人都不会有异议。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人未必会服气，反而会使得苏轼受到不必要的争议。
这里说要说明，北宋前期的许多宰相都有在翰林院供职的经历，例如李昉、吕蒙正、王旦等，因此韩琦才认为，英宗让30岁的苏轼过早进入翰林不太合适。
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jù）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英宗对韩琦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修注官和知制诰的地位相近，也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找一个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同时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这样的才子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了苏轼在考试中撰写了两篇文章后，又被列入第三等，这样才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知道了宋英宗和韩琦的这些对话后，感叹道：“韩公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馆阁，北宋初沿唐制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号称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总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与三馆合称馆阁。掌收藏图籍、编修国史、编校书籍之事。
直史馆，北宋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后亦可作为特恩加授外任官。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后罢去此官。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zhǔ）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轼父亲苏洵在京师开封病逝。此前，治平二年（1065），苏轼妻子王弗在开封病逝。于是，苏轼买船运送父亲、妻子灵柩，经大运河转长江，回归故里眉山，葬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省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朝廷赐给金帛，苏轼推辞了，希望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
当时，苏洵快要去世的时候，因哥哥苏澹苏太白早亡，子孙没有成人，自己的妹妹又嫁给了杜垂裕，现在还未下葬，因此将这件事嘱咐给儿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朝廷的重要官员可以让后代得到官职庇荫，苏轼将这个机会让给了苏澹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根据苏家族谱，苏彭的曾祖父是苏涣，苏涣是苏洵的二哥，并没有早卒，早卒的是苏澹。因此推测，苏彭过继给了苏澹的后代。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wù）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即位，于次年（1068）改元熙宁，是为宋神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为父亲守丧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时年34岁。当时，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向来厌恶苏轼的政治主见和自己不同，仍然任命苏轼任登闻鼓院判官。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一同商议。
两制：这里需要说明，在唐宋两朝，翰林学士起草内廷书诏，掌内制。中书舍人及知制诰起草外廷书诏，掌外制，称为两制。
三馆：北宋一朝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三馆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任，下属学士、编修等就由其他官吏兼任，凡带馆职者，都是朝廷比较重视的官吏。
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xū）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担任直史馆官吏的苏轼上奏折说道：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认为选拔的人才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废除的和兴起的，如果该政策顺应时代，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如果该政策不再顺应时代潮流，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法律制度是跟随时代的风气、礼节、生活习惯改变的，就好像江河改道，如果强行恢复旧的制度，恐怕这个制度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1】上议，向皇帝报告情况。
【2】胥史，小官吏。《新唐书·牛仙客传》：力士 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
【3】皂隶，衙门里的差役。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shuài遵从顺从）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臣苏轼知道，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就已经设立了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同时要挑选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如果不作大的更改，又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这样的改革和庆历时代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依然可以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去就足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是一个制度所决定。陛下您想象一下，祖宗试行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以前的言语和文章风格，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处理地更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做出决断、解决争议了。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yì），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苏轼继续说，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人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人说专取策论型文章而忽略诗赋型文章，有的人想兼取名望希望试卷能够不密封，还有些人想要让研究经学的书生不考帖经而去考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小事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立意宏大难以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难道这世道应该是这样的吗？苏轼不禁感叹道：或许，人世间的性情，就是安于放纵、喜为怪诞吧。陛下又怎能安心的使用这些人呢？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
苏轼的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道：“我本来怀疑这件事，但看到苏轼的奏议后，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苏轼，向苏轼询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生就有贤明的智慧，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自己会有不明察、不勤政、不决断的地方，但需要注意治理事务不能太急躁，不能所有人的话都听进去，提拔官员也不能太快速。臣希望陛下能稳定地来治理国家，等待问题出现，再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今后，凡是在馆阁当差的人，都应当为我思考治理问题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和同僚讲起这件事。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知道这件事后的王安石很不高兴，将苏轼调任为开封府推官，想要用繁忙的事务来困主苏轼。但苏轼处事机敏，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开封府下令购买浙江的灯彩，且命令要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彩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已。臣认为，百姓不能每家都买，如果去购买不急用的这些灯彩，反而会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看起来极小，但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之后，皇帝下诏，准许了苏轼这一提议。
【1】推官，宋朝三司各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亦设左、右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2】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也叫元宵节。
【3】二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在当时指宋仁宗曹皇后和宋英宗高皇后，出自苏轼《谏买浙灯状》。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shì）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愎bi）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我所想说的，三段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尊重风俗，保存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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