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爱情对于我来说就是相依为命

征文网 2020年3月13日文学快讯评论1,888 阅读3648字

《共和国报》:对你来说什么是爱情?作为作家和作为人对爱情有什么想法、看法?你相信婚礼吗?有孩子吗?

余华:爱情对于58岁的我来说就是相依为命,我和我妻子相依为命,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25岁。我们的家庭关系很好,我儿子是做电影的,我们经常在晚饭后一起讨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这是我作为人对爱情的看法。作为作家对爱情的看法经常是不一样的,因为小说的题材和故事不一样,我在《兄弟》里描写的爱情是美好的,但是在其他的小说里我写下了对爱情的怀疑。

《共和国报》:文学或一部书是否教会你什么料不到的教训(可以是小或者伟大的事情)?

余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给予我很大的文学教育。小说里的家庭教师于连·索黑尔爱上了伯爵夫人,司汤达让于连向伯爵夫人表达爱意的篇章是文学里伟大的篇章,没有让于连去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悄悄向伯爵夫人表达,这是很多作家选择的叙述方式,因为这样写比较容易,但是司汤达是伟大的作家,他需要困难和激烈的方式,他让于连与另一位夫人和伯爵夫人坐在一起,当着另一位夫人的面用脚在桌子下面去勾引伯爵夫人的脚,这个篇章写得惊心动魄。司汤达教育了我,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充满勇气,不只是政治上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文学叙述上的勇气,就是遇到困难不要绕开,应该迎面而上;更为重要的是,司汤达告诉我,不要用容易的方式去写小说,要用困难的方式去写小说。

《共和国报》:什么是文化差距?虽然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了,但是你还是会碰到什么文化差距?

余华:我说一个故事,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以后,我遇到过两位有趣的读者,小说里的女主角许玉兰伤心的时候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私密的事往外说,一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那不勒斯的女人也会有这样的表现;而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如果他有这样一个妻子的话,他就不想活了。文化差异在这里表现出来的都是理解,只是意大利朋友和英国朋友理解的方向刚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说,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文化差异会带来认同和拒绝,而认同和拒绝都是理解。

《共和国报》:你怕什么(请说说小事和大事)?

余华:我想了很久,没有发现自己怕什么,我可以自由生活自由写作,生活和写作构成了我的全部。

《共和国报》:你怎么看你的年龄?跟年龄有什么关系?怎么保重你的身体?有否想戒除的恶习?

余华: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在遭受痛风的苦恼,脚趾的疼痛让我不能走路,斜靠在床上回答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还要我回答得尽量多一点。可能是小时候的贫穷造成的原因,我每次吃饭一定要吃撑了才觉得是吃饱了,这个坏习惯始终改不了,痛风就是这样出现的。我经常告诉自己,少吃多运动,可是我总是在告诉自己,总是没有好好实行,能够做到几天少吃,几天运动,然后又多吃不运动了。

《共和国报》:你和网络、微博、新技术是什么关系?它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余华:中国人在吸收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任何障碍,适应的速度之快令人感觉到新旧之间似乎没有距离,比如移动支付,短短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支付宝的APP和腾讯微信支付的APP差不多装载进了所有的智能手机,从超市的收银台到办理证件的收费窗口,从大商场到街边小店,只要有交易的地方,都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放在显眼的位置,人们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扫一下就轻松完成交易。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用过现金,也没有用过信用卡,因为手机支付太方便了。不少人上街时口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信用卡,一部手机可以完成所有来自生活的需求。于是乞丐也与时俱进,他们身上挂着二维码,乞求过路的人拿出手机扫一下,用移动支付的方式给他们几个零钱。

《共和国报》:你那一代和年轻人这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对于年轻人,你羡慕他们什么地方,不羡慕他们什么地方?

余华:1980年代末,我和我妻子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自己的房间,我经常在晚上带着她去看别人家的窗帘,不同的窗帘在灯光的映照里感觉很美,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房子的人,我当时对她说: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我们有青春。我们现在有房子了,但是我们没有青春了,所以我羡慕年轻人的是他们有青春。

《共和国报》:对你来说宗教是什么?你信上帝或某种“灵性”么?

余华:我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没有宗教信仰,也许文学是我的宗教,因为文学里充满了“灵性”。

《共和国报》:你怎么看男女平等的情况和发展?

余华:在中国,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开始倒退了,比如就业,男性就会比女性的机会多,很多公司愿意招聘男性员工,他们觉得女性结婚生育以后重心会转移到家庭上,从而不会那么认真工作了。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少有孩子的女性仍然工作出色,但是社会上一直存在这样的偏见。

《共和国报》:最近你对什么电影或电视剧比较感兴趣?为什么?

余华:我不看电视剧,太长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最近我重新看了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所有电影,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共和国报》: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现在在写什么呢?

余华:我有四部小说都写到了一半,我以后的工作就是将它们写完。

《共和国报》:作为著名作家是什么感觉?

余华:感觉多了一些机会,如果我没有名气,那么我的书出版时不会像现在这样顺利。

《共和国报》:你利用最多的、并不缺乏的词汇是哪一个?

余华:我现在用得最多的词汇是“变化”,我刚刚为英国《卫报》写了一篇五千字的长文《我经历的中国的变化》。

2018年6月3日

本文节选自余华《一篇文章六个回答》,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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