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报》：你住在哪里？是怎么样的地方？可否像是小说开头似的来描写一下？还有，你渴望住在别的什么地方？
余华：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住在中国南方一个只有八千人的小镇上，那是三十五年前，当时我有一个习惯，当我构思的时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走到街上去，身体的行走可以让我的思维活跃起来，可是我的思维经常被打断，因为在街上不断有人叫我的名字。那个小镇太小了，走到街上不是遇到认识的人就是见到见过的脸。十年以后，也就是二十五年前我正式定居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在北京，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街上一边行走一边想着自己的小说时不会被人打断，北京的大街上没有人认识我。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了，北京后来的空气让我养成了坐在门窗紧闭的书房里构想小说的习惯。尽管空气有问题，北京仍然是我最喜爱的城市，因为这是一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城市。
《共和国报》：你怎么变成今天的余华？（哪些人、书、经历使你变成当下这个人？）
余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牙医，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工作，因此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很幸运我成功了，此后我的睡眠不再被闹钟吵醒，我醒来以后的生活自由自在。当然有很多作家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川端康成，第二个老师是卡夫卡，第三个老师是福克纳，还有很多老师的名字，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我以后会知道，有些我可能一生都不会知道。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时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没有让我变成他们，而是让我变成了今天的余华。
《共和国报》：最近有什么事让你比较注重、吃惊？（可以是世界里发生的一件事或者你私人生活里的一件事。）
余华：俄罗斯世界杯结束了，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我看了一场又一场比赛，没有看到意大利队，因为我没有关心此前的预选赛，所以我向朋友打听，意大利队什么时候开始比赛，朋友告诉我，意大利队没有进入俄罗斯世界杯，我很吃惊。当然中国队也没有进入，如果中国队进入俄罗斯世界杯的话，我也会吃惊。
《共和国报》：你会在哪种情况下笑起来？你作品里经常使用讽刺手法，有时也带有愤世嫉俗的味道，这是什么来源？
余华：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笑了。我经常笑，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经常开玩笑，我和妻子儿子在一起时也经常开玩笑。我到意大利，和我的译者傅雪莲在一起时，我们互相开玩笑，一起哈哈大笑。我写作时喜欢用讽刺的手法，确实也有愤世嫉俗的味道。我认为将愤怒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会更加有力，看上去也是更加公正，而讽刺是表达幽默的直接手法，所以我写作时总是让讽刺进入叙述。
《共和国报》：什么时候、在哪种状况下会吓哭（真正地吓哭）？有什么事使你感动？
余华：吓哭？这个要到梦里去寻找，好几年前有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死了，梦中的我只有十五六岁，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三个同学把我放在一块门板上，抬着我往医院奔跑，他们跑得满头大汗，而我被自己的死去吓哭了，我告诉他们，不要送我去医院，我已经死了。我的三个同学听不到我的哭声也听不到我的话，我挣扎着想从晃动的门板上坐起来，可是我死了，坐不起来。然后我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还活着，我被活着这个事实感动了，这是令人难忘的感动。后来我把这个梦作为一个小说的开头，这个小说写了几个月，没有写完搁在那里了，以后我会写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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