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幽默从何而来

舒庆春1924年秋赴英国应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时，并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虚岁已经27，却连一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以此为契机，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要变化，舒庆春变成了老舍；之后，他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已是3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异域的生存环境激发了老舍特有的幽默天赋，使老舍成为文学个性独特的小说家。

清苦的旅英生涯

1924年秋天，老舍远赴英国，开启了近5年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生涯。

老舍在英国的生活，可以用清苦二字概括，名义上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其实不过是一名廉价的“打工仔”：每周20个课时，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下午7点；学生五花八门，从十几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叟，应有尽有；教学工作繁重而枯燥，所得到的回报，仅是250英镑的年薪。当时，一个普通的英国大学生每年至少要花300镑，而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则要花四五百镑或五六百镑。靠每月20来镑的收入，老舍既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又要供养远在国内的老母，难免捉襟见肘。

工作两年之后，老舍给学校写信要求增加工资，信中这样写道：“到学期末，我在本校已工作两年，根据合同规定，我提请你考虑给我增加工资。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如能应允提高工资，本人将不胜感谢。”由于老舍出色的工作表现，他的年薪由250镑提高到300镑，但区区50镑的加薪，不足以从根本上解救老舍经济上的困窘。为了增加收入，老舍利用假期辅导个别学生中文，按学校规定收入归自己。此外，他还有过两次额外的收入，一次是到BBC电台播音，得到了3镑多的报酬；另一次是录制灵格风唱片，得到了30镑的报酬。这些收入对于老舍虽然不无小补，终究是杯水车薪。

老舍伦敦时代的友人宁恩承这样描绘他：“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幸而英国天气四季阴冷，冬天阴冷时加上一件毛衣，夏季阴冷时脱掉一件毛衣也就将就着过去了。”“老舍以250镑，既要保持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不分家，又要寄钱回北京奉养老母，自然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老舍的胃溃疡病，就是住公寓时落下的，发作时到一家叫“上海楼”的中餐馆吃一碗价钱仅值一先令的最便宜的汤面，疼痛就能减轻。然而，就连这么廉价的“特效药”老舍也不敢随便吃。回国的时候，老舍穷得连一张最便宜的三等舱的整船票都买不起，只好先到新加坡，在那里教书，挣到了钱再走。

然而对于老舍这样的人，贫穷所带来的心灵的创伤，远远超过身体的折磨。老舍曾不止一次向宁恩承诉说自己住公寓时，因“穷酸”而受侍女奚落的故事。

有件事情最能说明问题：老舍在英国住了整整5年，在东方学院教华语时接触过无数英国人，然而除了一个汉学家艾支顿，没有第二个英国朋友。老舍并非性格孤僻者，而是一个喜交朋友的人，否则他也成不了一位小说家。究其原因，除了“囊中羞涩”，别无更好的解释。在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伦敦，贫穷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和寂寞。老舍的旅英生涯，基本上是在宿舍公寓、东方学院的课堂图书馆度过的，社交、娱乐、休闲消费之类与他几乎不沾边。正如老舍自述的那样：“从1924年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我一直在伦敦住了5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许我到别处去，就是在假期里，我还有时候得到学校去。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英国的旅馆与火车票价都不很便宜。”（《东方学院》）这与前后于他留英的徐志摩、朱自清形成鲜明的对比。徐志摩、朱自清在英国的时间都没有老舍长，却能一定程度上融入英国社会，至少在情感心理上与英国社会没有太大的隔阂。尤其是徐志摩，他在“康桥”如鱼得水的感觉，那种世外桃源的光景，在在令人神往；朱自清的留英日记，更是记录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生活，1931年12月23日的日记这样写着：“到今天为止我已看了27次演出。”这时作者到英国仅3个月多，也就是说，每隔三四天，他就要去剧院看戏或者听音乐。朱自清一个月的零花钱，有时高达20多英镑，相当于老舍一个月的收入。

如果说囊中羞涩将老舍的异域业余生活限制在读书、爬格子上，英语能力的低下，则将他隔在了英国社会之外。老舍22岁时才开始学英语，已过了最佳的学外语的年龄。起初是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办的一所英语夜校业余学习，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过一段时间英文，学习条件可想而知。老舍的英语一到英国就露了馅，用他自我解嘲的话说，就是“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那口古怪的英语一定把大英帝国的海关官员骇得不轻，结果吃了一个“只准停留一个月”的签证图章，差点耽误大事。后来老舍授课之余大量阅读英国文艺作品，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属于哑巴英语。受制于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饭碗，老舍身在英国，却没有多少机会讲英语，一天到晚重复那些简单的北京官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文化的“国中之国”，打交道的除了东方学院教汉学的同事、学汉语的学生，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就是自家同胞。

假如给老舍旅英5年盘盘店，就可发现他做的事情大体上未超越“中国”这个范围：3部长篇小说中《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写的全是国内的事情，《二马》有所不同，场景在伦敦，故事是北京的二马父子与英国房东母女匪夷所思的跨国恋爱，目的却是“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立意还是在中国；帮助汉学家艾支顿翻译古代白话小说《金瓶梅》，为此与艾支顿一起住了3年；在东方学院作“唐代的爱情小说”的讲演，与学院的同事共同编写一套汉语教材《言语声片》，负责中文部分的编辑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在东方学院日复一日的汉语教学了。由此可见，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工作拴住了老舍，使他没有机会接触英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