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在学界和教科书中长期陷于仿佛猜谜解谶般的繁琐修辞和过度阐释。对此，以往至今，常见的成因分析，都归于鲁迅思想和鲁迅创作手法本身极其复杂、极其高深。这很明显地绕开了鲁迅研究和鲁迅传播一隅某种故弄玄虚的积习。
此外，鲁迅作品屡遭曲解还另有一重缘故：它们原本生发的具体语境和社会文化土壤，在后人的理解和认知中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以至于直接被简单刻板的观念教条所替换或者覆盖。对于像《阿Q正传》这样从情节、人物和整个故事氛围来看，都颇具读者缘和大众亲和力的经典名篇，有意无意地剥离文本原生语境和简化社会背景的阐释症候或解读偏差，就更显突出。
最集中的一点表现，就是把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叙述方式，都理解得过分透明、过分直接。似乎《阿Q正传》里那个讲故事和发议论的“我”，就等于鲁迅本人，他在小说里全部的功能就只是传达鲁迅的自我意识。而事实上，详察作品文本，再关联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的基本社会背景，讲述阿Q故事的这个“我”究竟是在完全代表鲁迅本尊，还是鲁迅根据他在创作当时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和客观语境，着意设置、精心塑造的一个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小说中的特殊人物？这仍然是个可能耽搁了100年但还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1921年12月，《阿Q正传》诞生之际，新文化运动已声威趋壮，文学革命已成效初见，现代白话小说正越过破土而出的萌芽期，转入开枝散叶的成长期。在此情境下，《阿Q正传》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见证新派白话小说作者的群体生成和群体特征的共名意味。他是承载着现代思想、现代趣味和现代白话文学语态的新派小说的前台报幕员，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仁和新文化阵营的精英价值观诉诸社会大众的中间传话人。映衬在他背后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推动起来的新文化事业，已渐显升腾之势。但这一人群和这项事业，投射在社会现实的全盘格局中，仍属整体之中的另类、多数之外的少数、常态之余的异常态。
正因此，小说开篇以“序”为名的第一章，就让“我”掉进了一个首鼠两端、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而这个境地又纯粹是由“我”自己非要跟自己过不去的一番纠结曲折、啰里啰嗦的叙述，故意制造出来的。既要尊重和依从“三不朽”者才配立传的老例，又偏要拣一个跟“三不朽”毫不沾边的小人物来做传主。依今天人所周知的常情常理，《阿Q正传》叙述者的这种着力自我戏剧化的出场人设，未免过于矫情。既然那么顾忌“三不朽”的立传老谱，就大可不考虑为阿Q这等人做传，更没理由为此翻来覆去地费神琢磨，以至耗时不止一两年。反之，既然“我”要给阿Q做传的念头早已有之，那也就等于“我”早已不把“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的立传通例放在眼里；因而到了真正动笔为阿Q做传的时候，也实在已没有多少道理再费辞渲染自己如何踌躇。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阿Q正传》起头这段看似戏言的“开心话”，实质作用并不在确立和加强叙述者“我”作为一个丰满自足、合情合理的圆形人物形象的正当性，而是恰好相反，要突出“我”作为两个世界和两重话语之间的连接点和中转站的混杂性。为使这种混杂性足够饱满，“我”在生活情理和艺术形象上的自足自洽性和完整的立体感，都宁可被削弱。但正基于此，“我”才能够担当起为《阿Q正传》通篇的叙事架构奠基的使命。换句话说，在故事情节启动之前，鲁迅是用貌似闲话和戏言的整整一个“序”章，先行一步，把陈述、描摹整个故事的那位足以连接和沟通新文学、新小说与社会大众的叙述者，早早地给塑造了出来。
由于这一叙述者只需而且必须全力发挥沟通和衔接另类与全体、精英与大众、陌生的异数与惯熟的传统的媒介作用，所以他用不着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也无需抛头露面、全须全尾地亮相。而介入满含新意和深义的故事情境内部，更是他身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传信者或斡旋者的大忌。他得尽可能地轻车简从，把自己的身形和话语都缩略到了无挂碍、不饰冗赘、刚好便于聚力发力实现媒介效能的程度。这也就使得他只能并且只应以一个来历不明的声音出现，而这个声音一旦出现，就须毫不耽搁地展现出从说者的立场和高度，向听者不断接近甚至俯就、迎合，然后又不断地从听者近旁撤回，进而引导和激发听者把注意力移往远处的这种反复试探、反复周旋的状态。
从整个过程看，这仿佛是在演奏一段始终不曾定调的乐曲，强音与低调交错，和声与变奏混响，虚实相连，波澜起伏。尤其是在贯穿情节主脉的阿Q命运几度跌宕转折和终归“大团圆”的几处关键点上，叙述者“我”面向新文学和新小说的期待读者群的试探情态，表现得格外明显。恰恰是凭借了这种带点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甚至前后反复、来回摇摆的忐忑之意的未定调式的暧昧语态，在《阿Q正传》诞生之前尚未进入现代白话小说和整个新文学的种种肌质和因素，终于得以点点滴滴地渗透出来，凝结而又扩展，融汇成了饱含感染力和冲击力的一个整体形态。原本在思想感情和认知能力各方面都距离新派知识分子甚远的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也由此得以跟随这个在作品中仅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叙述者，由他片刻不停的呼应关照和搭茬代言一路引领，曲径通幽，步步纵深，走进《阿Q正传》故事情境和意蕴场域的腹地。
度过1920年代新文学和新小说的幼年期，类似《阿Q正传》这样在构造叙述方式和叙述者的环节上悉心照顾大众的创作策略，渐渐退出了鲁迅的考虑。翻译方面的硬译实践和硬译主张，杂文写作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的那种直接面向社会生活和社会舆论空间发话的公共言说者的主体人格和主体声音，都证明：鲁迅在后阿Q时代所面临的表达语境和他因应于此的写作手段，都有了质的改变。
来源：北京日报 | 李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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