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几年前，父亲患重病以来，住院、喝药、做手术需要一笔巨款，于是东挪西借，东拼西凑，亲人们深深感受到了缺钱的无助和求生的欲望。因深有感触，我总会想起一部让人心灵震撼的电影一一《我不是药神》。
它讲的是主人公程勇，以靠卖神油养家糊口，他知法犯法，为了让老父亲好好活着，去印度把治疗白血病的药带回上海，卖给买不起正规药的病人以此赚取利润，但后来看到那些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他于心不忍，亏本卖假药而被抓去坐牢。小黄毛为了救程勇，让他逃脱警察追捕的视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邢警队长曹斌被程勇的善良之举深深感动，放弃追捕，在领导面前谎称自己无能为力办好此案，毅然辞职。
看完这部影片，我们都会陷入沉思:程勇为了帮助病人，用自己的钱为病人们买药，最后还被抓去坐牢。诚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人情和法律相比，到底谁重要？
影片中，程勇本不是什么“药神”！他只是以善良之举让生命垂危的人能减轻病魔的摧残。他说过“为了救人命去犯法，有什么错呢”？他看在眼里，想在心上，说在口中。他确实为救病人犯法了，他卖的仿制药的确是走私的，也的确没进医疗手册，在法律上，这就是假药，而程勇就是犯了销售假药罪和走私罪，这是无可反驳的，这样可以定义他是“坏人”，这是法律所在。反之，自己垫钱买药再低价卖出，这样看来他是个“好人”，这是人性所在。所以法律和人性我们无法确定哪个重要，只能在其中权衡，我们不能违法，也不能失去人性。试想，如果这样一个行大善之人被当作罪人，那么我们的法律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又谈何“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根本价值观呢？
虽然从法律上讲程勇是犯了罪，但并不代表程勇就是真正的“坏人”，而是意味着法律不健全。如果有人扶了老太太，最后老太太讹诈他，说是他把她撞倒的，这个时候就不应该仅仅是根据法律宣判了。如果歹徒要行凶杀人，路人为了帮助受害者，把歹徒打了一顿，你能说路人打人是不对的吗？
绝境里爆发强烈的求生欲望，这是本能；向那些陷入病魔手中的患者伸出双手，这是善良。程勇就是善良之人，他就是不忍看着濒临死亡的生命，才违反法律走私贩卖违禁药品，最终被起诉，这个罪状是不合情的。
因此，影片中程勇欣然接受法律审判，而法律顾及了人情，将有期徒刑十五年改成了五年。
其实，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电影外，都说明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没错的，但如果命令是错的、法律不健全，就不一定要执行了。毕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生活中，每个人面临死亡时都只有一个想法：求生。即便有一丝求生的机会摆在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选择放弃，程勇也是如此。走私与走私药品二者都触犯了法律，但后者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情理上说都是为了救命，而且是救他人的命。是造福于患者的“良药”，可如今这一枚“良药”被禁止，且还被扣上“不合法”的帽子，对于没钱买到正版药来延续生命的患者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我们不得不深思，法律到底是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来保护弱者的生存权的呢？如果答案是，论其合理性，从很多患者的角度看，这些没有批文的印度仿制药，分明是千真万确的救命药，怎么能说是假药呢？一来它没有危害生命健康，二来是真的存在药效持平，为何非得购买所谓的正版药呢？不都是为了活命么？所以，对假药的笼统定义和打击不仅无法保护患者，甚至会损害患者利益，乃至于致其死亡。这个真假的界定到底是出于法，还是止于情？
法律和人情该怎么去权衡？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可能更多是规则跟人情的问题。有人认为“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要灵活变通”，也有人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网上看到一则资料，学生午休时，一老师正在走廊值勤，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湿漉漉的同学，班主任感到为难，不知惩罚与否？于规则而言，迟到受罚天经地义。如果这次放过了这位同学，那么班上的其他同学就会觉得以后凡是下大雨都可以迟到。于人情而言，外面雷雨交加，这位同学为了回来午休，已经完全湿透了，再去惩罚他，会于心不忍。于是，老师在顾及人情的时候，又想到还要尊重规则和法律。他把那位学生拦下谈话，就放他进入课室午休了。程勇案件也是如此，法律顾及人情，从轻发落。
影片中公安局长说：“我们作为执法者，一定要站在法律这一边。但法律背后是法理，法理背后是人情。”
确实，法律不外乎人情，通俗地说，就是法律不能超出人类正常的情感，即法律要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人的感情思想。而如何平衡法律和社会的人情，这考验着每一个执法人的良知和素养！针对这些，到底人情和法律，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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