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书系统、权威、完整地介绍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两岸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所清华大学。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是照亮中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
放眼于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教育表现出诸多让人迷惑的事情：急功近利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空心病、家长与社会的焦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唯分数论、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为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等等。教育的外表一片繁荣，内在却问题重重。这些都值得真正热爱教育的人深入地思考。
纵观现实，无论物欲横流亦或兵荒马乱的年代，能视金钱如无物，视名利为粪土的人实在太少。我们或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劳碌，或为浅小的利益而左右奔忙。这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小我，将有关民族的大义视为一生的追求。梅贻琦，便是其中的代表。
梅贻琦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须从“修己”开始。作为哲学思想，在西方可溯源于古希腊人生哲学的“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在我国则可溯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和儒家代表作之一的《大学》八目中的前五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但儒家的“为己”与西方的“一已之修明”又有所不同。前者所说的“为己”,“正心、修身、诚意”,反对“舍己以从人”等，远非指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仅是指根据自己的特点(或曰“性之所近”)发展自己的第一步。所以它同时又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亦即《大学》八目中的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己之修明”是己(Knowth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梅先生从未将自己视作一个学校的领导，也并未对手中的权力有过丝毫执着。他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带领清华师生数十年如一日，成就了无数的国家栋梁，培养了千千万万的人才，铸就起挽救中国的一代又一代新生力量。而他从无炫耀，从无抱怨，始终保持着他对教育事业毫无保留地坚持，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爱。
让我收获最大、感悟最深刻的是梅先生做人的精神，那份宽广博大的胸襟、那份对事业的执着与专注，对于自身气节的坚守，和从无忘记的初心。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人们的生活里充斥各色的诱惑，更多的人面对现实选择逃避，有的人做事只求功名，还有的人为了利益甚至不惜抛弃尊严，丧失人性的那一份良善。正因如此，那些甘于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气节，怀抱理想的人显得别样珍贵，他们让这个世界从声色犬马的虚幻中脱离出来，让这个世界变得真实和可爱，这样的人甘于平凡，却在平凡中孕育了真正的伟大。
这本书的珍贵之处，是让每一个读过它的人多一份思考，现代的大学教育（包括中学教育）读书、育人为的是什么？那个纯粹只为求知、求真的大学精神是否还在？现代大学究竟培养了多少胸怀大志、为国为民的人，又培养了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年的清华、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国家民族陷入存亡危急的时刻，人们读书求知，为的是拯救中国，为的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将中国最为珍贵的真理和知识传承下去，那一代人为的是理想，为的是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未来。我想，只有当人们永不忘记那个年代大学所坚守的精神，重新回溯大学教育的初衷，同梅先生那一代人一样，于大学教育中坚守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对人格的完整塑造，对大学精神的坚守和传扬，我们或许才能重燃这个时代的“斯文”，而非使其消失殆尽，失去大学本身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五光十色、追名逐利的时代里，只有我们始终有一份对清醒的自持，对高尚品德的坚守，始终怀抱一颗追求崇高理想，饱含大义精神的赤子之心。或许我们才会更加明白梅贻琦先生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找回属于这个时代的“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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