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明亮的星在古老的九州大地上冉冉升起，照亮炎黄子孙前行的路，那一路艰辛与血骨，那一辈辉煌与荣光，那一年的人民与党，应该被记住被隽永，这是历史赋予新闻工作者的使命，这是岁月赋予新闻工作者的职责，这是新闻工作者一生执着的心之所向，即使行如逆旅，亦不畏前行。
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他在弥留之际，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对中国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我热爱中国。”他是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的新闻记者，也是《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写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西行漫记》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它客观真实的描绘了国民党口中所谓的“赤匪”，到底是何种面貌，它把评判的利刃完完全全地交给人民。
每位新闻工作者都应对生活怀有好奇，并对心中或是世界的谜团抱有探索的勇气与坚持。如《西行漫记》的“起源”，除去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膨胀这一大前提，以及混战下的中国这一背景，最重要根本的就是记者斯诺对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的探索。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国名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他们是怎样训练的？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共产主义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斯诺有太多的疑惑，而这些疑惑不是“热心的党人提供的成套的答案”所能解决的，于是，他踏上了去西安的慢车。
一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报道资料来源一定是来自实践的，并且是经历多次多方位的考证。斯诺的探索不仅仅来于中国荒凉的大西北，在路上，他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红星的考量与探究。
火车上斯诺观察着旅人，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对面呷着浓茶。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斯诺攀谈起来，通过交谈了解到青年要回到离开七年的四川老家，但他不确定能否回去，据说他的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斯诺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的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得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的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的不够！”
可见那时候的人民对党是有所了解的，但远远不够，甚至还夹杂着一些误解，这也就更显得《西行漫记》的珍贵，它把党和人民紧紧地联系起来，把被国民党妖魔化的党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人民，把党的赤诚之心交给人民。
新闻工作者能够发现问题并巧妙地设问，这是一种能力，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训练，但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学会交谈，熟练的掌握让对方与你吐露心迹的技巧。
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作出了教科书式的示范，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书中同红色农民的谈话那一节——
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用不用羊粪作肥料。我们美国有没有富人和穷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的关于为什么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的答复，恐怕使他们很费解。我回答了他们好多问题以后，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对红军怎么看法？等等。
这是热烈的夜晚，这是红星闪耀的夜晚，我们要明白如果你想得到你想要的答案，首先要做的就是用同等的热烈融入这个夜晚，无需多言。
《西行漫记》带给人们的是真实的东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描绘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苏区，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朝气勃勃，信念坚定，乐观且充满活力，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红军为什么能得民心。因为他们不抢劫、不胡乱杀人，他们尊重百姓、纪律严明、乐于帮忙，最重的一点，他们给予农民土地。在全中国乌云一片的情况下，这里独存光明，难怪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抛弃原有的地位与财富，义无所顾的奔赴苏区。这时的苏区确实是个理想之地，是全中国最平等、最廉洁、最纯朴的地方。
斯诺这样描写他见到的第一个贫民会主席——
“他好象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
他随后接触的那群经过长征红军战士也让他着迷，他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这一种自信的感觉。”斯诺说，“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感谢为中国浴血奋斗的党和人民，愿来生岁月安好，缓缓前行，一览我大好河山，壮哉美哉。中国也感谢曾经帮助和支持的人，如斯诺，把党呈现给人民，照耀了那些黑暗而漫长的路，是他们掘凿出更深的痛苦，让中国以后的幸福填充的更为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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