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过,“没有卢梭,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
提到法国大革命,我能想到的就是民众联合、暴力反抗、血污四淌的断头台以及那句著名的(或是杜撰的)“他们没有面包,为什么不吃蛋糕”。民暴革命血流千百、话题沉重,却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一个火花就能点燃人民的怒火,争取平等自由的号角高声吹起,怒吼也紧跟着划破天际。
这就不得不提到卢梭了。他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卓越的代表人物,一位具有远见的先知,他是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知,怜悯天下是他的本性。所以我想了想,或许如此惨烈浩荡的大革命是完完全全在他意料之外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用冷静崇高的理性和公允的批判眼光审视法国社会,自始至终眼神锐利,仿佛能从歌舞升平的浮华一眼看到苍蝇丛飞的垃圾桶和污不可测的泥潭臭水沟。人民的一哄而起,足以可以透视出他对于自由平等的宣扬的巨大成功,或许又与他向来著称的激进思想不谋而合,毕竟对一鸣惊人的强烈渴望在煽动群情的时候可是最得力的工具。
现在我想让大家想象一个场面。
狂奔在旷野,过着一种原始的狩猎生活。满足于装饰土屋,满足于用荆棘或鱼骨来缝制衣服,满足于用羽毛和贝壳装扮自己,用各种颜料涂抹身体,用弓和箭甚至是现世人眼中的粗制滥造来过活,不需要和别人结成任何关系,依照本性地享受无时不刻的自由,法度不会伴着任何一个偶然的契机而出现,因为原始的、野蛮的、自然的状态下,人们充沛的怜悯心可以做到无限慷慨并且不怨恨无回报地互助。
你绝对想不到的是,这是卢梭推崇的自然主义。
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来写文字语言的产生和传播、尊重概念的产生和由社会分层的雏形到定性的全过程,他一步步推理、否决不合理选项,为自己的思路铺砖添瓦,勾勒出一个十分美好的、落后的大同社会,尝试着把读者引入到光明道路上自然主义的巨大引力坑里。
和互助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于,它们都过分拒绝强制力和产生,想要一拳打散社会结构和层级,有时过于依赖个人的自律,过于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有迎合大众的自我主义,极富诱惑力。但是确实,最佳的自律状态,不争不抢,只能返祖,溯流而上,开始历史的倒车,更为滑稽的是,甚至要把时间挑拨到恨不得四肢伏地走路的原始时期。
然而二者不同的是,互助社会的一切建立在和谐共处的关系中,而卢梭希望打破所有建立在熟识、交往、给予、分享上的任何尊重意识。
卢梭生硬地割裂了文明人和野蛮人,如同不知道前者是后者一步一步变化来的。他写道:“一个野蛮人就如同是一匹不驯的骏马,在枷锁面前绝不低头,而文明人则毫无怨言地带上枷锁,野蛮人宁要动荡不安的自由,也不要风平浪静的奴役。”这句话实在不假,因为文明人会用吹嘘的语调美化在奴役之中的和平与安宁,所以屈服于此。生来自由的动物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突破无论何种形式的铁屋子的局限,争取和保证个体的自由。但是把所有关于不平等出现的锅全部都给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来背,甚至要否决和打碎所有的文明文化产物,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恶果,甚至说出“沉思的人类是堕落的生物”这类话,实在是过于偏激了。
达尔文洞悉到生物的竞争,而卢梭和克鲁泡特金又大力强调互助,而二者稍微中和一下,才能不那么偏颇。
最后,透过他浓重的理想乌托邦滤镜,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在日内瓦共和国的一幕景象——“既没有足够富裕到因奢侈逸乐而软弱无力,在虚幻的安逸中失去对真正的幸福以及稳重品性的趣味,也没有贫穷到需要工业获取更多的外来援助的地步”。这一幕温馨和魅力无限,但是如果去除所有文字的力量,返回到落后文明的时代,文字的魅力、人类在外界刺激的敏感回应中而迸发出来的生命活力便失去了,仅仅满足于生活的幸福已经不够填充所谓仅限于此的、纯粹而崇高的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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