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孩子头插草标，蓬头垢面，挂着泪珠，阿猫阿狗般被沿街叫卖；大兵骑着高头大马，狂奔而来，冲散街市，行人倒地，鸭群仓皇逃窜，烂泥里捡食的乞者，轿车里阔少冷漠地饕餮美食。
仿佛奔赴一场盛宴，人群浩浩荡荡奔向砍头的闹市，长衣衫的，短衣帮的，争相把头伸向赴死的年轻人，嬉笑着“爷们儿，别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婶们拿着破碗，刀起头落，一个银圆蘸一个颗人血馒头，血淋淋的刺眼，“趁热吃啊，包治痨病”行刑者吆喝着他的生意，阿婶捧着人血馒头，眼里有火有光：“我儿有救了！”好戏结束，看客们渐离场，一边交流着“这刀法没有戊戌年间的快了”。
镜头一转，喇叭唢呐，箫鼓喧天，娶亲的队伍缓缓而来，骑驴的小新娘，泪珠儿往下落，人们却是欢乐的，媒婆满面堆笑扭动着腰肢，队伍的前列是她的丈夫，一只被抱着的大红公鸡……
掠影般的画面，病态的社会上演着满目疮痍，民不聊生，麻木愚昧，卑微不公。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代里，钱玄同与苦闷的周树人展开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结束后，周树人变成了鲁迅。白话文诞生了《狂人日记》。铁屋中站起了一群呐喊的人，我们称之为-----觉醒者。
觉醒的人痛苦，他们天生敏感，无法容忍常人习以为常的浊气，他们要自由，就要对抗世俗，然而世俗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心忧黎民苍生，痛民生之艰，竭力想为中国寻找一剂救治的药方，然三千年的沉疴啊，一朝诊治谈何容易！他们只能迷茫地在黑暗中蜗行摸索，不断碰壁，不断失败。抛家离子，辗转漂泊，时时被追杀。比这更痛苦的是丧权辱国，巴黎和会上被侮辱被轻视，郭心刚一夜白发，蔡元培先生的泪滴在我的心房里。
觉醒的人纯粹。为践行互助论的理想，践行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他们天南海北相聚，成立工读互助社，他们对抗包办婚姻，与家庭成员脱离关系，为实现他们心中的大同，他们起早贪黑，磨豆浆蒸包子挤羊奶，逼着俞秀松献出自己的裤子，共产嘛！
观者想笑，觉着他们幼稚，像小孩过家家，做着荒唐可笑的事情，然而他们干得一本正经。傅斯年跑遍北大校园追赶扫地大爷，不为别的，只为免费教他识文断字，肥胖的追赶的身影像出闹剧，也闹得正儿八经。世炎、中夏忙碌着，写标语做横幅，做演讲，演活报剧，他们激情而忘我，只为开民智，启思想。真的好喜欢他们站在人群里振臂高呼的样子，挥斥方遒，激扬文字。毛泽东的出场经常是奔走的状态，一身布衣长袍，肩背书袋，一柄长伞，他的足迹在湖南，在北京，在江西。
众生奔波是为了自己，他们的奔波是为众生。
觉醒者伟大。“伟大”，一个词即可概括一个人的一生，但世人不知他们一路走来的荆棘。往往提到某革命者经受酷刑折磨被杀，大义凛然赴死时，我们常常感叹：真的好伟大。也会很感动，但心里又觉得他们本是非凡之人，必然也就有非凡之神力。然而我们忘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抛头颅洒热血时他们也会痛。有时后人也常抓住伟人的缺点指责甚至谩骂，比如陈独秀的婚姻问题。然而却忽略了他们也食人间烟火。
仲甫先生说：“出了研究室就是监狱，出了监狱就是研究室。”守常先生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九死不悔。”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于伟人，该多记住他们“伟”的一面。
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觉醒者们用青春演绎着血色的浪漫。
生在复兴时代的我常向往回到那个时代。可以在北大的红楼秉烛夜读，和一群友朋畅谈家国天下。在北大的校园里偶遇蔡元培先生，他身后伴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我深鞠一躬，问声“先生好”。我想听一听新文化和复古派的学术争论，看看他们口诛笔伐的战斗檄文。当仲甫先生离开北大时，我想陪蔡先生留下不舍的泪水。辜鸿铭送别仲甫先生“君去也，还斗否？”仲甫先生屈身行礼：一息尚存，战斗不止！”我想站在某个角落，为他们的光明磊落而流泪，我不想只把泪流在百年后的剧外。
有时我会问身边的朋友，如果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会是怎样的人？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会是铁屋里的呐喊者，或者赴死决不下跪的延年乔年吗？我不敢粉饰自己，但谁知道呢？非常的年代，总可以生出伟大的神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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