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后来才知道是梁启超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是对孔子价值最完美的概括，而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也是我辈力求完善的方向。出于对曾国藩的好奇心，两年前最早接触到张军版的《曾国藩传》，看完后有种顿悟的感觉，这是一本特别适合当下年轻人学习的人物传记。第一次阅读时最大的感受是，曾国藩并不像传统的圣人般，天生拥有过人智慧，过目不忘等天才特征，相反，从“梁上君子”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观其天赋一二。一个夜晚，曾国藩在书房背书，小偷为了进屋盗窃，在曾家的屋檐上蹲了一宿，最终难忍其愚笨，跳下屋梁，站在曾国藩面前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背诵一遍，扬长而去。可见当时曾国藩天资还不比盗贼。然而，有的时候，劣势和优势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正因为他的“愚笨”加上执著、持之以恒的精神（精神的力量很多来自于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的鼓励），十遍不行就百遍，百遍不行就千遍，加上量变引起的质变，厚积薄发，才使他打下异常稳固的文学基础，最终成就一代理学家。回看历史，多少天才少年成名，或根基不稳，或傲慢不逊，最终早早陨落。
曾国藩作为理学大师，终其一生强调“忠孝”二字，其中，他对待家人的一言一行让我倍受感触。虽然28岁便中进士入翰林，成为家族中唯一的“高材生”，但从不因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更别提目中无人，对农民出身的爷爷和43岁才考中秀才的父亲总是恭敬有加，尤其认真对待长辈的家训。当然，这只是曾对忠孝理解和演绎的一个小缩影。时代确实不断的在进步，但是，一些传统的文化和精神之所以流传千年，是有其存在的意义，人类的发展需要信仰，这种信仰就犹如传统文化的累积，看似古板不堪，其实这是种族延续的根基。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清明的扫墓是一件不太能理解的事情，首先，我觉得生前对老人家的关爱与照顾比逝后的祭拜重要百倍；其次，为什么一定是在清明当日祭拜，不能错峰出行（说的比较通俗）。但其实，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为逝去的父母守孝27个月，谓之“丁忧”，在丁忧期间，即使皇帝下诏，也可拒绝，可见儒家传统中孝道的重要性。出现我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因为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所欠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先人生前死后的孝都是必要的，每年的清明一方面是祭奠先人，另一方面，也是弘扬传统、延续家训和教育子女的重要时刻，让老祖宗的一些信仰世世代代传承比想象的更为重要。文化的累积是对抗精神腐朽最坚实的基础。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之道最重要的是“廉”“勤”“明”三字。以廉为例，曾国藩说过：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正因为他这种信念，才使得其在官场上少了一份私心，能够以一种更为合理、正义的方式接人待物处事。也许是因为时代不同，也许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不同，中国过去的王朝中，清明廉洁的官员并不在少数，想到前不久在聊天中讲到“做官应不为财”受到了一个退休官员的嘲笑，内心感触良多，在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中，是否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被甩在了身后。
实话说，《曾国藩传》带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无法用一篇读后感概括我的种种体会，是一部值得让人反复阅读的人物传记。当然，在一段时间后的复读，我也确确实实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感想。
为什么曾国藩只能称得上“半圣”，我想不无道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曾国藩虽知道九弟曾国荃放纵部下大搞“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但为了满足官兵欲求、成就九弟剿匪首功，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达到一个目的犯下违背信念的错误，体现了凡人在面对抉择时对原则的妥，这与我们所认知的孔子和王守仁有质的差别。虽然在《子路》中有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父子之情大于法制之情，但这不意味着应该包庇亲人去犯错。
在天津教案事件中可以看到，曾国藩虽为理学大师，但从一定程度上并未能真正领会儒家之根本。在天津教案事件中，曾国藩在确定法国教堂与儿童拐卖案件无关后，以其所遵循的“信”字打头，处死了20个带头挑事的百姓，赔款46万两白银，并让官员赴法国道歉，引起众怒。并不是指责其顾全大局、韬光养晦的处理思路（避免在疲惫不堪时与法国正面开战），但不应该与入侵中国的洋人讲信用以命抵命。在大义面前，曾国藩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也是其晚节不保从而自责致死的主要原因。
虽然，曾国藩的一生存在着些许黑的印记，全是以圣人的评判标准去看待，对于凡人而言，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他让凡人看到成长至接近圣人的路径，有太多值得学习的闪光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这本书，让中华民族悠久、具有价值的传统理念与传世精神得以继续流传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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