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为此，化研小宣推出了“百言集百感”专栏，征集红色书籍读后感，和大家一起品读经典，回味历史。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从费正清视角展开，精炼、扼要地介绍了从1800年的清末，到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这之中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费正清通过风趣的语言及其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现代史作出了自己的阐述和认识，鲜明而有力地勾勒了了180年间中国的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100年的风风雨雨。在党的100岁生日之际，我阅读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激。不忘党的光荣历史。100年来，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锤百炼，以实际行动和辉煌业绩赢得群众拥护和信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顶住压力，中流砥柱，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先生主要的作品之一，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生前一直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研究，曾经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他以一个历史学家公正的治史态度，跳出了地域政治的狭小圈子，以一种“宇宙公器”的大历史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进行了详致的还原与解构，并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对中国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心的爬梳与清理。在费正清先生的笔下，历史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单调记录，而变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感受，通过对费先生的解读，我们可以抛开历史表象的东西，而直接把握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出深刻的感性认识。
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衰败的清王朝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中华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鸦片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并不在鸦片，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这样就将鸦片战争的责任搞成了一笔糊涂帐，并试图在轻描淡写中一笔带过，有为西方列强推卸责任之嫌。拿鸦片来与一个主权国家搞“对等贸易”，本身就是无稽之谈，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鸦片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泽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事实上，毛泽东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泽东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新中国前期的现实说明了以对待农民的政策来发展城市文化，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基于以上事实，费正清先生对毛泽东得出以下评论：“他是一个缺乏建设中国现代化知识，谦逊的态度和忍耐力的农民英雄。毛泽东太专注于他那最新式的农民造反传统，而不屑于理解中国应该和他的‘五四’时期的前辈那样，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国本身。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也可以读作对那个时代的总结。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作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居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九十六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历史验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我们要铭记党，拥护党，坚定理想信念。以信念为舟，政治为帆，以党章党规、系列讲话为指路灯塔，为梦想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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