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张贤亮老先生《我的菩提树》之后，我心潮澎湃。
老先生的书写的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残忍迫害的时代，我对书里最为感兴趣的自然是当时“犯人们”对于吃的深刻感受。
而这种感受之所以深刻，是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也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虽说我跟张老先生的身份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一名学生，但经历却极其相似。
那是在滋润乡上学的时候，我家离学校远，得住校。住校就得吃学校食堂的饭，吃这里的饭就得交钱交粮，一个月10块钱，算是管理员买白面，每天可以吃到一顿馒头，是午饭；想不起来是十几斤小米，早晨一顿小米粥，饭上加以稀饭；30斤土豆，中午的菜；还有多少斤玉米面，数量也记不起来了，是晚饭的窝窝头。
这些东西其实也已经不算少了，母亲当时跟我说过，说我一个人的口粮其实够我们一家子吃了。后来妹妹也住校，也要拿同样的粮食与伙食费，爸爸又在远方当工人，一个四口之家分了四锅饭，母亲说，家穷，与锅灶多不无关系。
早晨的粥看起来是粥，其实根本就没有做熟，据说是泡软的。这样的饭吃久了，胃就难受，老是发酸，我们这一带叫“烧心”。我后来才知道，我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得了胃病，但是不吃又饿得不行，只好吃，胃部就更加难受。粥里有虫子，对于村里孩子来说，虫子本来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小生物，但放在饭里面，却感觉不好。大师傅很“幽默”，说那是“肉”，给大家补充“营养”呢！但大师傅也好，住校老师也好，他们是不要这些东西来补充营养的，看来货有三等价，人有上中下，说得真是没错儿。
人们常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用在我的住校岁月，同样有说服力。土豆去皮的事想都不用想了，人多嘛，大师傅能给大家过上一遍水就不错了。下课后，拖着饥饿的肚子把饭打来，看吧，饭盒里一片黑糊糊——那是没有洗净的土豆上的东西。土豆皮上的东西就像老年斑一样，均匀地伏在上面，如果不是饿极了，看着都恶心，别说把它吃掉了。可是我们还是把它吃掉了，看起来吃得还很可口。
馒头很小，根本达不到我们所拿伙食费的量。这倒也没什么，管理员很在行，他们既要把这些东西从学生们的口里夺取掉，又不能让学生饿死了。这也就是我后来在学政治时，对“阶级剥削”理解为什么那么深刻的道理，至于背诵《悯农》一诗，更是理解到了骨髓里头。
晚饭时的窝头别指望熟。吃起来有股酸味，夏天，我们往往是吃不了的，就会把这些东西晒在窗台上，任上面落满苍蝇。冬天就好多了，守着一个小灶台，下课之余，用筷子扎了，在火口上烤，熟一层吃一吃。对于这些事情，我想，学校领导应该是知道的，管理员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们才懒得管这些事儿——都是孩子们，又反不了天。
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住校生来说，我们最痛恨的莫过于管理员了。他们从我们的口中剥去了这些粮食，来吃肥他们的家庭。就是大师傅也有偷手，特别是本村的，故意把那些我们看着眼馋的窝头、馒头“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忽然“可惜”地看看，最后“不得已”扔到泔水桶里，回家回猪——我们的日子哪里比得上猪呢！
正因为这种情形，当那个姓孙的管理员的老婆盖新房，老婆不小心被房头掉下来的木头砸伤腰的时候，我们欢欣鼓舞，都说“有老天爷哩”“老天爷有眼哩”，看来恶有恶报不是虚传，是真有那么回事儿啊！关于这些事情，如果有兴趣的人去问及一下当时的住校生，他们都会记忆犹新的。
但是，老天爷不存在，也没有眼睛，要是真有老天爷的话，也就不会出现后来那么多吸血的管理员了。姓孙的调走了，姓尹的来了，姓李的来了，不是给领导送上，就是有什么硬后台，谁不知道后勤管理是个肥缺呢？
一茬一茬的住校生雁过拔毛一般被剥削过，我在读《我的菩提树》的过程中，更多地是想到了我的切身过去。因为饥饿，我们到田地里跟着翻地的拖拉机拣土豆，拾萝卜，只要是可以吃到肚子里解饿的，我们都要拿回来，最后偷偷得放在伙房后面的大灶的热灰里埋烧。再后来学精了，在交土豆的时候，双手将口袋的两角一握，可以偷下来两个土豆，倒米的时候也一样，双手一用力，也可以攥下来两把米——上课的时候，把米泡在饭盒里，添上水，用砖头支一个临时的小灶，下面点上省下来的蜡烛头，等下课了，稍加点盐，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粥了。
我的一个同学叫刘生理，旧营村的，从不上课，一味地做着这样的“饭”，我想，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好的大厨了吧？
《我的菩提树》当然是大作，里面反映的当然是大事，是“反右”的事，也是迫害知识分子的事，而我的经历与其有大同小异之过，因为我们是学生，学生就有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张老先生说那些知识他子被饿死了多少多少，我们当然不会被饿死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但在本该吃饱（不一定吃好）的时代，我们却还是饿着肚子，总归有些不正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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