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前就有很多人向我推荐过。究竟书中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么多人爱不释手，我一直很好奇，毕竟在大部分世人心里，历史仅是冷冰冰的往事。然而，当我读罢全书，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一种宏大而细致的叙事风格而深深折服。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这看似平淡却不平凡的一年中，诸多偶然事件的汇合，却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折射出曾经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必将走向没落，探究原因，不禁叹息。
一是传统士大夫教育的失败揭示出身教重于言传。时任首辅张居正，公认明代第一政治家、改革家，也是万历的老师。他励精图治、强推改革，一心想富国强兵，可惜最终人亡政息。这样的悲剧，固然是制度的缺陷所致，但是万历态度的转变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张居正对小万历要求极其严格，每天的上课安排极满，课间还要批阅大臣的奏章；课后大部分时间用于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万历丝毫不敢懈怠，因为要考的内容已经被张老师圈起来要背。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就会得到张老师的赞诵；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张老师也会严厉质问，使他无地自容。十年朝夕相处，万历和张居正的师生情谊无疑极深。因此，在张居正去世之后，有御史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朱批回答，张居正殊负圣恩，但是“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然而，时隔两年，倒张运动逐渐兴起后，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原来，万历发现，张老师与那些贪官无异，也干些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放纵奴仆等勾当；他言行不一，满口节俭，实际上私生活极其奢侈，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闻知此事，万历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崩塌了，张居正严厉正直的老师形象在心中灰飞烟灭。因此，他对这个帝国得以存在的根基——伦理道德产生了严重了怀疑，并因此讨厌那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口诛笔伐的，却是帝国日常运行的支柱——文官集团，既然无可奈何，那就消极怠工吧——从此君王不上朝。张居正作为帝师，本应保持正义廉洁，却用满嘴仁义道德去“忽悠”皇帝，结果使明朝不可避免地驶向深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由此可见，我们平时强调教师要言传身教，其实身教在前，言传在后，甚至身教重于言传，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从而永远保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是国家政权的维系依靠人治必将为法治所替代。平时上课对比中西方政治时，总是强调西方法治的渊源从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哪怕在黑暗的中世纪，庄园法庭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佃户的利益。而中国历来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维护帝国长治久安的是礼教，是道德，是以此为基础的人治。但是法治为什么会优于人治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呢？没有跟学生认真解释过。书中作者在论及明朝衰败时，还提到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帝国统治法则是人治。其实中国早在西汉时便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明朝更是如此。从洪武开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不断地对人们施以儒家伦理学说的宣传，企图以伦理道德来构建人们对于国家统治的服从意识。以万历皇帝为例，他虽贵为天子，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参加经筵，因为经筵能够激起民众对儒家伦理的崇拜和认可，进而有利于以皇帝为代表的人治社会。然而，人治真的可以实现长治久安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就拿文官集团来说，虽然俸禄不高、崇尚仁义道德，但是实际贪腐严重，就与明朝缺乏对法律的重视有关。如果在监督官员这方面有一套完整并切实可行的法律，那么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的势头肯定会得到极大的遏制。此外，还有一大弊端，诸如张居正这样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想改变现状、厉行改革，缺少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可循。进一步来说，如果张居正能将他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的话，也许可以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还有戚继光，作为张居正一手提拔的优秀军事将领，在“抗倭”斗争中立下大功，可是法津法规的缺乏，使他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受制于文官集团，很难再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郁郁而终。对比法国的拿破仑，虽然他最后失败了，而不得不在圣赫那拿岛上走完人生，但是《民法典》作为他的政治遗产而不朽。再比如，在万历十五年去世的清官海瑞想整顿高利贷现象，可是他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大多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判案，这一点有些类似西方古罗马的习惯法，判罚的尺度和随意性较大，也很容易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之处，也为他日后惨遭其它文官的弹劾埋下了祸根。在帝国的内部，文官们相互倾轧，万历又不从中协调，终成一盘散沙。倘若明朝的法律制度完备的话，或许在最后，明朝不会被东北兴起的女真所替代，当然这已是后话，历史也不可假设。
三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需要“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所谓“大历史观”，既不像编年体史书那样依照时间的脉络叙述一个王朝的兴衰，也不像纪传体史书那样单独介绍每个人物的一生，而是把历史剖开一个横截面，如同纪录片手法一样，缓缓叙述当时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从中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完整面貌。这本书是作者于上世纪70年代写就的，但是经过了很多年才找到出版的机会，而且一出版就很震撼。因为他打破了之前写史的很多条条框框，比如“以管窥豹”式手法写史，以及他在纵横捭阖叙事风格中所展现的宏大的历史思维和深厚功底。表面上看，大明王朝在1587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碎的小事，却如“蝴蝶效应”成为整个帝国走向衰亡的前兆：道德楷模海瑞、杰出将领戚继光相继逝去；张居正改革成果正摇摇欲坠；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生闷气，开始罢工。同时，从横向上看，大明之外的景象却是——女真在东北崛起，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国，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从纵向上看，万历之前，帝国最高统治者跟文官集团进行“非暴力不合作”不是没有先例，如正德皇帝，建豹房、宠宦官、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御驾亲征打败蒙古小王子，换来边境几十年和平，可是由于他得罪了文官，逝世后谥号为“明武宗”——明褒实贬；而正德他爹弘治皇帝呢，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善于同文官集团合作，有时甚至任其摆布，反而赢得身后名。如果用作者的“大历史观”来审视，此书就是“以点带面”，通过讲述万历年间的几个重量级人物，来揭示大明王朝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此时科技发展已经成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道德作为根基已无法凝聚起整个帝国，以人治代替法治式的帝国管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万历的身体力行、张居正的强行整饬、申时行的“折中式”磨合都无法弥补缺陷，改变历史的走向——明朝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按照作者的观点，“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数字、优秀的制度更应当令人期待”。这些都是根据作者“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透过中国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历史坐标点，运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方法，从而得出可靠、珍贵的历史结论。
作者黄仁宇是一位美籍华人，原本是一位国民党的军官，曾经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给他这样的机缘，以至后来到了美国念书。换句话说，他是军人出身，又半路出家去搞历史学术，与我的经历倒也有几分相似。作者主张“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所以，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年之中各个人物的故事，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才能找到历史规律——明代最终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写史其实是写人，写人其实是写心，历史的逻辑，从来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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