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学习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过程中，所读大多是西方学者的经典著作。类似《盐铁论》这般以经济财政为主题的中国古代名著，于我而言则是第一次涉猎。春节期间粗略地读了一番，收获颇多。
汉昭帝始元六年，汉朝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一方，就是否废除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汉宣帝时期，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进行整理，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盐铁论》。作者虽然持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立场，但是其以“两刃相割，利害乃知”的方式行文，也使得两派之间针锋相对却又不失风度的情景跃然纸上。即使相隔两千年，读者依然可以领略到桑弘羊这类古代杰出财政家的实用派经济学智慧。
一、盐铁会议背景
汉朝的经济政策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由放任的经济财政政策。
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均袭用前朝。但同时，汉高祖也让陆贾总结秦亡教训，巩固汉朝统治。陆贾撰《新语》十二篇，大力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刘邦接受了这一思想，此后的汉惠帝至汉景帝也都萧规曹随，采取相对自由的经济财政政策，比如采用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准许民间进入采掘、制盐等官营行业。由此开创了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经济社会蓬勃发展，财政状况不断改善。
第二个阶段，国家干预的经济财政政策。
汉武帝即位以后，内兴功利、外伐四夷，耗尽了文景时期的财政积蓄，造成国库空虚。为解决经济财政问题，汉武帝实施了一揽子改革政策：一是下令算缗和告缗，对商人征收财产税并罚没偷漏税商人的财产；二是下令铸造五铢钱，整顿混乱的货币发行状况；三是实施盐铁酒榷，建立国家垄断专营机制；四是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抑制价格波动。这些政策在改善财政状况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汉武帝内外经营提供了财力支撑，但同时也重创了工商阶级，引发了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对抗日益明显等问题。
汉武帝在晚年对自己的内外经营不足颇有反思，借机颁布“罪己诏”。这意味着汉武帝即将调整治国方针，盐铁会议的种子至此已然种下。汉武帝去世后，主张战略收缩的内朝主政者霍光和主张继续扩张的外朝实权领袖桑弘羊之间的政策分歧日益激化。在此背景下，霍光提议召开盐铁会议，以制定新的治国经济政策，由此导致了贤良文学和桑弘羊双方围绕汉武帝时期一系列政策展开的大论战。
二、盐铁会议之争
盐铁会议实际上是“重本抑末”与“本末并列”两种经济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
（一）“重本抑末”思想
贤良文学主张“重本抑末”，即主张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限制工商业发展。他们指出，国家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重本抑末，废除盐铁官营。
第一，贤良文学认为农业是国家和人民积累财富的唯一途径。他们认为“农，天下之大业也”。这是因为在贤良文学眼中，“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所以，他们指出“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也即，要获得国富民安的方法，在于返回到农业上去。
第二，贤良文学轻视工商业，尤其认为官营工商业妨碍农业发展，导致国衰民贫。在《盐铁论·本议》中，文学提出“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一方面，官府制作的铁器规格统一，质次价高，不适农用，铁官经常不在盐铁商店上班，民众不能及时买到铁器，器用不便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田地荒芜，民众贫困。另一方面，贤良文学认为国家实行盐铁专营，采取平准、均输的政策，既是“与民争利”，也是“示民以利”，会造成“民俗薄”，最终会“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第三，贤良文学认为，平准、均输在在实际执行中效果远低于预期，实际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贤良文学指出平准、均输的后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并未带来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劳逸、方便贡输的好处。因为“均输”使“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而“平准”的结果是“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他们对平准、均输的犀利抨击真实反映了官营商业机构不可避免的诸多弊病，在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同时又缺少核算体系，这些弊病的不良影响会得到一定程度地放大。
（二）“重本抑末”思想
与贤良文学不同，桑弘羊作为商人家庭出身的御史大夫，主张重商主义思想。他认为农业和工商业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是改变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调整两大行业的经济占比，以最终实现“本末并利”。
首先，桑弘羊认为农业和工商业相互依赖，不可只发展农业而放弃工商业。桑弘羊强调“圣贤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国家经济发展和百姓财富积累并非仅依赖农业。正所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相反，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强调只有“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才能立国，才能使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财政收入才会增加。
其次，桑弘羊也承认农业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是“赖以立国”之本。但他认识到，先进农具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正如管仲所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再者，桑弘羊指出实施平准、均输是出于富国足民的目的，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平准、均输可以促进国内外的贸易往来，对外使“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对内使“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从而达到“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的共赢局面。
（三）两派思想差异与不足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贤良文学是典型的重农主义思想，御史大夫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思想。
贤良文学一派所表现出的重农主义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是合理的，但却过于绝对化和理想化。他们过分强调农业重要性，同时贬低工商业，将汉武帝后期所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土地资源集中等社会发展不良现象均归罪于工商业的发展，并非十分合理。即使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在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间，依然会发生类似的经济不公平现象。
御史大夫一派则明显地表现出重商主义的特征，但带有浓厚的封建属性。他们认为国家政策应当是要达到“本末并利”的共赢效果，并不否认以农业为本，主张农业和工商业并重，但重心偏向工商业，尤其是商业。正所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他们就商品经济阐发的大量极富价值的议论，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背景下，足以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也应注意到，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一种带有封建属性的重商主义。其出发点并非发展商品经济，而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最终巩固封建王朝政权。
三、盐铁会议影响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盐铁会议可以是儒法之争，可以是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之争，也可以是政治派系斗争。这恰恰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而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看到的更多是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争。
从《盐铁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桑弘羊一派在辩论中舌战群儒、舌灿生华，在事后也主动废除酒榷，但依然难以避免其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结果。这意味着“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思想开始在中国历史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
当“重农抑商”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后，其对后世历代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不仅钳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速度，亦使工商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导致在东汉以后诸王朝，大地主和大商人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地主兼营商业和商人兼有土地成为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生产关系只能依靠农民起义带来的改朝换代和新王朝早期采取的“上农”政策进行局部调整，而工商业很难变成瓦解封建生产关系的一把尖刀利刃。这也正是中国古时各朝各代工商业虽几度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出现，但萌芽始终无法继续成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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