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讲述了邓秀梅来到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的故事，通过主人公邓秀梅建立合作社过程中所经历在大事小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时势权力影响下的清溪乡的社会变革。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艺术展现了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在整个清溪乡发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时势权利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诸如邓秀梅的“文化英雄”对时势权利的行使也为清溪乡由初级社转变成为高级社的发展过程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一、《山乡巨变》中时势权利的产生
聚焦于《山乡巨变》发生的背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明显的出现了一种教化式的权利。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就比如清溪乡要建立合作社这个过程中，单是有社会内部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够的，所以作者更要刻画邓秀梅这个领导者在形象，让她成为“文化英雄”从外部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
《山乡巨变》的背景发生在土改已经完成，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把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对于在湖南的清溪乡来说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单是靠着人民内部的因素是无法完成这一改造的，这也为邓秀梅的领导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在前文说到：邓秀梅是作为一个“文化英雄”出现的，“文化英雄”即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个惶惑、无从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心理上往往会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而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他们能够提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获得别人的信任。放到《山乡巨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赋予邓秀梅时势权利，使她成为清溪乡的“文化英雄”，来带领群众展开合作化运动，有力的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这就是《山乡巨变》中时势权利的产生。
二、长老统治中教化权利的缩小与时势权利的替代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一种变化很小的社会，文化是稳定的，生活是一套传统的方法，它很少受政治的影响，有的只有亲属之间对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教化，使其不断发展延续，因此也就出现了“为民父母”以及“长幼有序”的传统理念。但是由于近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不稳定性，传统的方法不足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教化权力在乡土社会的影响就会逐步缩小，当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或者说带有特殊文化标志性的权利进入乡土社会，原有的教化的权利的影响就会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
《山乡巨变》中的教化权力被时势权力所取代的现象就格外的突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大春和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一个极左，一个极右。教化权力对于陈先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陈先晋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老农民的形象，作者直接用“恋土”这个词来作为陈先晋思想斗争章节的名称，陈先晋就是长期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受到祖祖辈辈教化权力的影响，因此对于土地的去留问题格外的关心，情绪也会受到土地的极大影响，然而，他的儿子陈大春在革命时期成长，受到整个社会发展变革的影响，同时又是团支书，因此父亲对于土地的重视他并不能理解，甚至迁怒于自己的父亲，认为陈先晋是落后分子、老顽固，陈大春的这个人物形象便是时势所导致的，尤其是邓秀梅的到来，在时势权力的影响下，这队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在时势权力的介入下，传统教化权力对于陈先晋的影响逐渐缩小。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传统的教化权力对于人的影响消失了，教化权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影响人的手段，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比如作者通过邓秀梅的眼睛向读者表达出来陈大春身上所具有的品质：“一种是父亲熏陶出来的勤劳的刻苦精神，一种是母系传来的豪勇的革命气概”。陈大春便是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并在一定意义上赞美了他对于革命的热情，并且对于传统老人们口中所说的“老理儿”坚守的变通，这是以陈大春为代表新一辈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如今时势权力的作用下陈大春的子辈孙辈也会表现对于“传统”的叛逆。
三、“文化英雄”邓秀梅
在前文中已经说到过假设清溪乡没有这个邓秀梅，那么在这个乡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光是单纯的依靠农民自发，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有以邓秀梅、陈大春、盛淑君等正面人物的推动，中性人物陈先晋等人发生的转变，但是在面临着反面人物的阻挠以及现实情况的无奈，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虽然《山乡巨变》是一部小说，需要很多的矛盾冲突来构建起整个小说的发展脉络，但是不能忽视作者周立波对于农业农村运动考察中的真实因素以及时代因素。
毫无疑问的是作者需要先塑造一个主人公作为时势权力的行使者在社会变革中充当“文化英雄”来动员人民、改造落后分子、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邓秀梅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周立波所塑造的邓秀梅的形象就如他所说：“将实践的双向性，转化为了‘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过分的强调了大人物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自发性”，从人民内部的角度叙述了开展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是周立波在创作《山乡巨变》中所没有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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