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个体量巨大的课题，她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其广度和深度一般人难以驾驭，但余秋雨先生《中国文化课》一书处理得似乎比较恰当。秋雨先生还是那位谙熟文化传播之道的大家，他深知要让传统文化更易于被大众接受就必须摒弃艰深晦涩的讲道理摆论据的方式，他会精心挑故事，更会平和讲故事。更为难得的是，他给奠定中国文化根基的几篇名作《道德经》《逍遥游》《离骚》《金刚经》等，按自己的理解一一翻译，特别是蕴含天地人之哲理《道德经》，在秋雨先生笔译下表达得更直观，读者在结合自身经历下渐读渐明，或许在思想碰撞中又会有新的理解。
《中国文化课》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以史为迹叙说悠悠文脉，谈儒释道深究文化哲学，反思得失探寻利弊所在。当中，“史迹”部分更能引起我的共鸣。
“史迹”部分主要是以人带史，将文化脉络进行了纵向梳理。先秦诸子百家在列国诸侯纷争中，通过各自的政治实践，纷纷在中华文化中扎根，终让这个时期成为中华璀璨文化的一个奠基时代；秦汉的文化与意识的大一统，儒释道的交融，丰富了哲学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多种施政选择；动乱的魏晋却辈出堪称“文化风骨”的名仕，各种艺术形式达到了一个高峰，二王的书法、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文化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此后，在北方的马蹄声中，游牧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产生出了新的文化形式，拓宽了气场；盛唐之气得以承接，生发出开放包容的精神价值和拥有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并因之产生盛唐人的集体人格：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璀璨如明珠的艺术形式——唐诗，与书法一道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深处的无价瑰宝；宋代进入中国文化的汇聚期，体量巨大但不乏精深，宋代的文人所展现的自由、自立、自在的境界为后世敬仰，这个时代诞生了一位文化全才（苏轼）、两位文化高官（王安石、司马光）、三位战乱诗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以以上几位为代表的宋代文化没有被盛唐的光辉所覆盖，反而表现出与此前时代不同的稳重而沉着的中年气息，在宋代登上高峰的“词”将人们带入一个文化新时代；此后，中国文化在逐渐收紧的专制主义氛围中陡坡骤降，儒学因朝廷的过度尊崇而走向陈腐，清醒的学者无意抗衡便转而向内而求，王守仁的“心学”顺应而生并得到推广，此外，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艺术形式也不再像唐诗宋词那样浪漫悠远高于生活，而逐渐向人们身边走近，这个时期也有了此前时代不同的反叛精神，尤以三剑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首，他们对社会进行批判，他们忧郁而深刻、勇敢而尖锐，大大加重了时代的分量，焕发着文化的高贵。此后近代百余年，中华文明遭逢大变，在西方的新思想新流派交错刺激下，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一度被摒弃，开宗立派的大家已然聊聊。
“史迹”部分阐述的中国文化流变，但具体到每个时期的细节时，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行为习惯传承。一部分人通过对另一部分人的口耳相传，把累积起来的行为传接下去，经过时间的淘洗、扬弃、升华，最终沉淀为约定俗成的集体习惯，继而上升为整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有诸子奔忙于各国实践理论，方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奠基；有以李杜为代表唐代诗人敏感于自然和人性，方有盛唐的浪漫气息，有王守仁的龙场悟道，才有意蕴丰厚的“心”学。在历史大潮的奔流中，各个时代的精神价值点滴汇聚终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向内紧固，向外拓展，延绵至今，站在今天回看历史长河，我们所承接的这份力量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吗？反观大众所认为的那些代表着文化的书卷、雕塑、古迹等有形的物，假如没有同时代的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去替其背书、延伸，它们也只是一个年份古老一点的物件，一个摆设，充其量只是文化表象、载体，并不是文化本身。读罢史迹全篇，感觉秋雨先生非常完整的诠释了他为文化作出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我们常说读书要联系生活，观照自身。想必张先龙校长也非常赞同余秋雨先生提出的文化定义，并在实际工作中潜移默化的推行。张校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的校园文化内核在集体行为而不在楼堂馆所命名和校园雕塑多少，他认为凝聚二中人文化精神是二中的学生口耳相传的“义忠仁”口号，是每位学生经历过的晨跑，书法课，阅读课，是校园天然的环境，雅正的标语，是厚重的应元石刻，悠扬的状元钟声……是的，正是这些集体的经历和感受升华成“义忠仁”精神，它不依赖于某个解释而固化，或者某一件具体的物而被代表。所以，校园文化真正内核并不在物，而在人的集体行为，二中有“真正学校、品质教育”的办学追求，二中人有“品行端正、习惯贞固、兴趣高雅、身心健康”价值取向，这些是二中的集体人格，是二中育人的成果，是二中真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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