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根本目标是追求正义，但为追求正义是否就不计代价，不考虑成本？
台湾学者熊秉元在《正义的成本》一书中提出正义有价，实现正义应当对成本进行考量，将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方法用来研究法律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家认为，人有两点特质：理性；自利。人的行为无不渗透着这两点特质，因此总会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活动方式。法律行为也有此共性，比如立法行为中，为制止某种犯罪行为，立法规定更为严格的制裁方式，提高犯罪成本以减少侵害可能；还比如契约行为，缔约双方除了会用条条款款设计自己的利益，还会通过自制、甚至是妥协的条款促使合作顺利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还有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既是防止优待侵害自身利益的人，也是为了保护自身在未知情形下受到不平等待遇……这些都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选择，不仅理性、自利，同时也体现最基本的正义观。
从本质上讲，法律行为的选择与经济行为的选择方式是一致的，法律对于正义的追求，归根究底就是用较小的成本，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有社会综合管理的效益，也有个人活动的效益等等。无论是立法行为，还是司法行为，运用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分析，对正义的实现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正义的成本，我浅显地解读为，对准备要进行的一项法律行为，思索判断所要作出的努力，以及作出决策后对外部社会的广泛影响。
以辛普森刑事案件和彭宇案件可以考量正义的成本。辛普森雇请的律师团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检方的有力证据未能呈堂，最终因证据不足，陪审团作出辛普森杀人罪名不成立的裁判。陪审团的裁决代表了民意。
当时，美国媒体对该案审理过程进行了跟踪报道，判决后，媒体又做了一项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人，不论是觉得辛普森有罪的还是没罪的，都回答说是的，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虽然说伸张正义最重要的方式是找到罪犯、惩治罪犯，但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之下，对证据不足的困境做到“宁可放过，不可错杀”才是法律正义的追求。
从其民意调查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决策后的判决符合社会整体的正义选择。反之，若在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害人家属、媒体以及检方的压力下，未能排除“非法证据”而认定辛普森罪名成立，认为该案进行了公正审判的民意还会产生吗？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认定罪名成立，陪审团内心必然有更多的矛盾与挣扎，法官也要作出更多“与法而悖”的努力，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同时，社会民众也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因为人人都会意识到无视既定的法律规则，总有危及到自身权利的一天，这种不确定因素必然对社会造成广泛的不确定甚至恐慌。因此，对辛普森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不仅符合裁判规则，其判决结果成本更小，社会效果更好，是法律正义的真正之选。
再来看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法院无视举证规则，根据情理推断彭宇撞伤老太太而承担赔偿责任，有些人认为老太太是弱势群体，其权利得以维护，正义得以伸张。可是，该案即刻引领出“善不能举，恶不能退”的社会风气，互助诚信的善良风俗受到极大地冲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很显然，其一审判决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牺牲了更高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不是法律正义之选。
不可否认，立法具有滞后性，司法也具有事后评价的特征，但是法律行为必须要有前瞻性。往后看，利用个案可预见性地衡量对当事个体甚至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计算行为后果，对作出决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正义不难实现，选择正义才是关键问题。
曾审理过一起因出租房屋发生火灾，屋主起诉承租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因房屋起火原因不明，是否构成侵权难以认定。但用成本分析法考量，我还是判决承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是从社会个体成本上看，在房屋已经出租的情况下，承租人离租赁物更近，更便于谨慎看管租赁物，要求其承担保管义务、防止租赁物发生风险的成本更小；而作为出租人的屋主，苛责其时时巡查租赁物并及时发现风险的要求更高，更不近便，也就是成本更高，因此承租人的义务更重，可对其进行归责；二是从社会整体成本上看，如果要求出租人承担更重的义务，出租人可能更愿意闲置，即使出租也要提心吊胆，时不时侵入他人控制之物例行检查，对自己和承租人造成麻烦，如此便不利于促进资本融通和秩序规范，浪费和加重社会整体成本。因此，选择成本更小的方式，往往是正义之趋。
将经济学渗透到法学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思考法律问题、决策正义，虽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可以增加我们的内心确信，且在法律规定有所欠缺时，为我们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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