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愈来愈浓，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每一个游子回家的心也越急切。从上大学起，我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脱离开家庭成为踏上异乡的游子，感知这个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多年过去了，回家过年依旧成为我内心寻找归宿和踏实的方式，可从出嫁的那刻起，回自己家过年却成为我行动和精神上无法逾越的规矩，因为父亲说习俗就是如此，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过年，这让我从内心深处久久不能接受和释怀。
读书多年，这种类似的观念让我很质疑也很困惑，也使我在精神上越发苦恼和叛逆，我曾试图在书本和实践中找到答案，但认识和理解总归浅显。直到近期翻开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或许才算是从某种角度找到了深层次的答案，尽管不系统但也算是内心的一种释怀，和自己的一种和解吧！
为何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过年？在与父母多次的交谈之后，其实他们也说不上个所以然，传递给我的只是这些都是传统，除了遵守别无选择，就像铁律一样不能逾越。从父母的言辞中我意会到的是，年三十至初三因为接“神”和“先人”回家，这是出嫁了的女性很忌讳的事情。而这些所谓的“神”和“先人”到底是什么呢？
过去中国社会是一个彻底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少，土地也很少变动，即所谓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人们的生活是围着土地转，因为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所有的一切都离不了泥土，也就形成了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在都市人眼中这里的人们显得十分“土气”，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继而这里的人们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也因此他们将“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视为最高地位的神。这种不断完善和延续的传统便代表了乡土社会中世代人们所累积的各个方面的生活经验，这些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所以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很大。由于乡土社会中语言文字的使用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得意义的传递附加了选择的偏向性，给这些妖魔化的象征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在乡土社会的继替过程中，这种传统自然也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人们却将这些朴实又朴素的传统异化甚至迷信化，并赋予一些将女性妖魔化的意义。从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来看，“所指”是多数人共认的意义赋予“能指”上而言的，当这种偶尔的妖魔化意义逐渐被建立在“能指”上时，这种新的“所指”便成了共识。
而从“先人”层面而言，为何出嫁的女性不能回家过年就不得不从中国的家庭、道德和权力说起。
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社会结构属于一种“差序格局”，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其具有特殊的伸缩能力，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单系的扩大，这种扩大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使得家兼具绵续事业的群体，同时演变成以同性组合为主的原则，男女更多的是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而不必达到心理上的契洽。由于乡土社会的所求的是稳定，所以他们害怕这种社会关系被破坏。
在差序格局里，这种伸缩能力延伸到道德层面上，即公和私便是相对而有伸缩性。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其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如：孝、弟、忠、信、仁、礼等等，因之，传统的道德里没有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都没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而乡土社会更多的可以说是一个礼治社会，从表面看去礼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约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而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乡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化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利，而是在身内的良心。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的，所以礼治的效力只能在变迁不是很快的乡土社会中得以保证和实现。
就权利而言，影响这一事情的便是深化在乡土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即所谓的“教化性权利”，这种权利发生在社会的继替过程中，更多的表现在亲子关系里，其发生效力的基础便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长幼之序。这种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社会基础之上的长幼之序成为稳定乡土社会的一种力量，是不容许被挑战和破坏的。
尽管在现代都市社会，基本没有或不存在出嫁的女性不能回家过年这类观念和作风，但是在乡土社会或者乡土社会沿袭下来的人群中这类观念依旧很普遍。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流动很大和变动很快的社会，乡土社会也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家庭结构的完全解构、长幼之序的分化后实现快速的变迁，使得旧有的社会结构不能应对新环境，乡土生活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其后所附加的部分传统对异化的社会生活也失去了一定保证和意义。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很多从乡土社会走出来的群体，他们在进入现代都市社会的过程中或成为都市社会群体亦或是都市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多少都会遇到各类观念习俗的困惑和冲突，陷入两难的境地。有时想在自己的身边突破和践行这些束缚成为所谓的“时势权利”的人（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利，即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利），但又觉得很难，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终归是离不开土地的，而乡土在一寸一寸的流失之后，留给这些从乡土社会绵续而来的群体的集体记忆又是什么呢？就像贾平凹先生说的，乡土对于乡土社会的群体就像信仰一样，是一种对心神和灵魂深处安宁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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