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昌市青苑书店（微信公众号）
【按】9月28日，作家阿袁携新书《师母》作客青苑书友会，与南昌读者分享她的创作经历。本文根据阿袁与活动特约嘉宾江子及现场读者的部分发言内容整理而成，现予发布，以飨读者。
江子：我想大家肯定非常想听听阿袁老师对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对你所有的创作的一个陈述。掌声欢迎！
阿袁：谢谢江子主席充满溢美的介绍。我这一次的主题是女性的天花板，这也是我写《师母》的初衷，所以我想先从这里说起。
1928年10月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女子学院做过一个讲座，讲座的题目就叫“女性与小说”。他的讲座里面有一段是讲一个英国主教对女性的评价，就是说猫进不了天堂，而女人写不了莎剧（莎士比亚剧）。伍尔夫针对这位有名的英国主教的话，是这样来为女性发言的：她说大家肯定都知道，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那么她会跟莎士比亚一样的聪明，一样的顽劣，不好好学习。但莎士比亚因为家里还是有点钱，他学过拉丁语，学过维吉尔（即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贺拉斯（即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这些人的东西，然而他妹妹虽然是同样的家庭出身，但是不可能有这样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同样的经历下，他们都天资聪颖，热爱戏剧，一样的离家出走，到伦敦闯荡，但莎士比亚他就可以闯到后面，到在剧院门口牵马，开始跑龙套，然后出名，开始写剧本，最后终于成为了英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莎士比亚。如果他妹妹也一样，离家出走到伦敦，会怎样的遭遇呢？她不可能像莎士比亚这样，结局就是堕落，被勾引。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安身立命的能力，最后只能自杀，埋在英国某个街头。这就是伍尔夫为女性的辩护，为什么世界文学史上有莎士比亚，而不可能有莎士比亚的妹妹。假如在我们中国，曹雪芹有个妹妹能写一部红楼梦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女性的天花板在那个时代体现为教育给了女性一个遮蔽,女性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文学成就。
精英的、先锋的女性对女性的命运都做过探索，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面希望能只为女性指出一条解放的或者光明的出路。那么她说出路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女性的出路，第一个条件就是有社会工作，就也像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的，女人一定要有钱，女人不能穷。但是我在《师母》进一步思考，因为我们到今天到2019年了，我写小说大概两三年前，女性早就受过高等教育了。我们不再有教育的天花板，也不再有波伏瓦说的工作的天花板。现在中国的女性是世界女性里面参加工作比例最高的，大概有70%。所以我经常开玩笑，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都是女性的功劳，因为中国男性好像跟世界的男性比起来，并不像是说工作的贡献就是男性和女性的主要差异。今天的中国女性（好像）走向自由和解放了，走向独立了，我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创作的。
我为什么要写《师母》？就像沈从文和汪曾祺说你要贴着人物写。我只能写这一类人，我贴着我才能写，所以我与其说在批判，不如说是既冷酷又悲凉的，我写这个的时候还是满腹酸楚的。因为今天的女性并不像男性以为的真的解放了，就像波伏娃、沃尔夫说的，500磅年金我早就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我也早就有了，但那又如何，我并不觉得就像《师母》里面的几个师母一样，如果以后大家看到的话，就知道他们的处境依然是作为高校的第二人称，依然是作为第二性别，这种副属性以及它者的这个属性我认为还完全没有改变。《长江文艺》的主编他之前问过我，他说阿袁在你的笔下为什么有一类这种复古和退化意味的女性，我当时回答说我不认为这是退化意义的女性，我认为这就是女性当下的主流状态。我没有认为女性真的都很现代了，所以这个只是借高校的这一部分女性，然后以管窥豹的来写，这至少是我的初衷。
我接着说一下《师母》。刚刚江子主席说我写了七组师母，但是主要的三个师母就是庄瑾瑜，还有朱周和殷红。鄢红和庄瑾瑜是我特别用力写的，而且是甚至在其他作品里面都有互文，这一类人物说是说群像，实际上他们有很大的同一性，我为什么一再的痴迷于这一类人物，就是因为我对这一类人太熟悉了。这个是高校女性的很多思路的共性。如果大家在高校有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观察的经验，就不会对这一类人陌生，但是从叙事考虑上，我其实是有一些策略或者说一种变化的，因为我觉得传统写女性大家很熟悉，比如宫斗戏或者什么，动不动很容易写女人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觉得大多数时候是什么关系？往往是一种竞争和敌意的关系。那么如果是女性写作者，往往会怎么样？会把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写成同盟，而男人跟女人的之间关系可能会更加可能是有点二元对立的。我想试图打破那种一种简单的图谱，写出同性关系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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